脸。”
不用想，这肯定是师姐朱邦薇说的。
这话说完，每个人脸上都若有所思。
章培横笑道：“我给师弟师妹留个作业吧，开学之前交一篇《试衣镜》的文学评论，各自找报纸发表，实在发不出的，刊在复旦的内刊！”
嚯，这是实实在在的袒护了。
欺负宗门圣子是吧，知道我们传统艺能是什么么！
打了小的，来一群老的。
朱老为啥不说话？
老人家还因为没喝上第二杯黄酒生闷气呢！
外界对《试衣镜》的评价和讨论，不会随着这一顿饭而消失，反而因为更多作家、学者的下场，让这一次文学讨论愈演愈烈。
为什么《试衣镜》会引发如此大的争议？
一方面是1979年的中国文坛，虽已启动思想解放，但文学评价体系仍深深植根于“传统现实主义”的土壤。这一范式以“反映论”为核心，强调文学需“客观再现集体生活”“服务于社会功利”，要求叙事清晰、主题明确、人物符合“阶级属性”，排斥主观化、象征化、心理化的表达。
另一方面是1930年代鲁迅、戴望舒等对西方现代派的借鉴，如象征主义诗歌、心理现实主义小说。《试衣镜》的出现正好像是这一复苏的“试水者”。
因此这一争议其本质是《试衣镜》悄然植入的现代派文学基因，触碰了这一体系的“合法性”边界。
同时《试衣镜》也向文坛抛下一个摆在所有作者和文学研究者前面一个问题：文学是否可以不服务于“意义传递”，而专注于“表达本身”？
这一问题，正是先锋文学的核心命题。
从文学发展脉络看，现代派文学与先锋文学的共同精神内核是“文学主体性”的觉醒：前者强调“人的主体性”，后者强调“文学的主体性”。
这也是许成军故意而为之，这篇作品带着“现代派文学”和“先锋派文学”的影子，虽然微弱，但足以给未来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做出微小的贡献。
当然，现代和先锋全然不等于西化。
8月，安徽省作协副主席陈邓科在《文艺报》上发表了对《试衣镜》的评论。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