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廷黻给洪秀全作了这样的总结：“他的运动无疑起自民间，连他的宗教也是迎合民众心理的。但是他的人格及才能上的缺点很多而且很大。倘若他成了功，他也不能为我民族造幸福。总而言之，太平天国的失败，证明我国旧式的民间运动是不能救国救民族的。”
反观西乡隆盛则是个理想主义者。他的立场始终站在下级武士一边，他代表的正是标准的武士道精神映照下的理想人格。下级武士是维新的主力，但后来被剥夺了特权，他不能接受这一点，于是起兵维护他的武士兄弟们的利益，与之交战的都是他的旧日同僚。他和参加维新的其他志士不同，对高官厚禄毫无兴趣，但可以为支持他的人舍命而不计后果。在流放岛看到流放的罪人和岛民没粮吃，西乡隆盛毫不吝惜地将发给自己的大米让给他们吃，结果自己断顿。西乡隆盛回到鹿儿岛，将自己的俸禄用于抚恤武士家属，创办“私学校”，以“尊王悯民”为校训，传授经史。最后起兵造反时，他本想息事宁人，但又不忍给义愤填膺的学生们泼冷水，才孤注一掷走上了武力反政府的道路。
西乡的号召力自然可以想见，被围城山后，西乡以下的心腹众人，都心甘情愿追随西乡从容赴死。桐野利秋依然不改往日风度，他把长发扎在脑后，手持银饰指挥刀，着便装巡视城山，威风丝毫不减，甚至有人还闻到他身上喷洒过的古龙水的味道。
西乡的另一干将，村田新八则显得豪爽乐观，这个在欧美接受先进思想、曾被胜海舟称赞为“大久保以外惟有此人”的武士，在探望伤病员的时候，还乐观自嘲大笑：“刚刚我看了政府军修的工事，真是坚固啊，我们无论如何是打不动的。就算以后有洋人来，日本也不用怕被欺负啦!”
洪秀全与西乡隆盛的差距，某种程度上是染毒变异的儒家文明输给了刚健兴旺的武士道精神，其间折射出各自国家传统文化，在19世纪中叶自我更新的努力和痛苦。
甲午战败后，梁启超开始研究中国何以长期积弱的原因，鉴于当时西方和日本都认为“中国之历史，不武之历史也，中国之民族，不武之民族也”，他激动地说：“吾耻其言，吾愤其言，吾未能卒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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