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子孙”在中国公共话语中开始流行并指代“中华民族”是80年代初民族主义开始复兴的产物，虽然这个词本身早就存在了，例如在抗战时期泛指中华民族。
毛主席时代由于阶级话语的压倒优势，这个词一度从公共话语中消失，直到毛主席去世，邓爷爷复出后第一次恢复，用于对台湾的一封公开信。80年代这个词开始流行，同时开始成为时尚的还有“龙的传人”。
1984年，政协六届二次会议上，一个名叫米暂沉的回族委员写了一个提案，不同意用“炎黄子孙”指代中华民族。他认为炎黄子孙只是汉族的祖先，少数民族各有自己神话和历史传说中的祖先，所以这个提法不利于民族团结。
第二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就此事下发文件，说“今后对此词使用的意见是：在党和国家机关文件及领导人的正式讲话中，还是用‘中华民族’代称中国各族人民更好一些。鉴于‘炎黄子孙’一词今天在港台同胞和海外侨胞中有积极作用，今后这个方面的个人署名文章、一般性谈话以及对台宣传中，仍可沿用。”
1990年，对于这个用法在少数族中引起的不满，当时的总书记江泽民特意说，鉴于部分少数民族对‘炎黄子孙’等提法提出不同意见，“可以研究在国内用‘中华民族’、‘中华儿女’这样的词，以加强对各族人民的感召力。”到了1993年，当时的政协主席李瑞环提出就用“中华儿女”或者“海内外中华儿女”。进入90年代，一些少数族群代表继续对“炎黄子孙”问题提出不同意见。例如八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贵州省台江县的代表张明达等提出《请中央通知有关部门，不要再用“我们都是炎黄子孙”一词取代宪法规定的“中国各民族”的提法，以利民族团结的建议》。这个建议把这个问题提到了宪法的高度，因为宪法规定了“中国各民族”的提法。中宣部以正式文件的形式答复了这个议案。《贵州政协报》全文刊登了中宣部的复函，《贵州民族报》也作了相关报道。据报道，贵州各少数民族看到后受到很大鼓舞。
由于该文件对这个用法的广泛流行缺少约束力，八届人大第四次会议上，张明达等代表又一次郑重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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