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来找您时，是事先约好的吗？”
“不是。他们是直接上门的。”
“三个人一起来的？”
“是的。”
“看起来像是商量好的？”
“看起来……是的。”
福斯特转向陪审团：“三个人，结伴前往报社，讲述同一个故事，表达同一种观点。这像是自发的个人行为吗？”
他没等陪审团有什么反应，就继续问：“韦伯先生，之后您还见过其他被告吗？”
“见过。”韦伯犹豫了一下，“八月上旬，詹姆斯·麦克格雷戈——老吉米——带着四个人来到报社。也是讲邦德先生的故事。
他说，邦德先生住在酒吧时，如何耐心帮人写信，走时如何留下所有钱。他说，这样的人不该被骂。”
“五个人，一起去的？”
“是的。”
福斯特点点头，再次看向陪审团。意思很明显了。
他让韦伯下了证人席，又传唤了第二个证人——《星报》的编辑助理。
证词差不多：被告们主动联系报社，多人结伴，讲述“邦德先生”的善举。
第三个证人是白教堂警署的巡官。他提供了被告们的口供记录——他们承认说过那些话，承认喜欢《快乐王子》《加勒比海盗》，有人甚至说《1984》“写得挺准”。
“挺准？”福斯特重复了一遍这个词，“在警察面前，说一部侮辱女王的小说‘写得挺准’。这还不够说明问题吗？我的提问结束了”
科尔里奇爵士露出一个一瞬即逝的笑容，转向被告席：“布拉德先生，轮到你了。”
亨利·布拉德站了起来，开始交叉质询，他的策略是削弱这些证词的效力。
他问韦伯：“韦伯先生，这些人来找您时，态度怎么样？是愤怒的，挑衅的，还是平和的？”
韦伯想了想：“平和的。他们就是……讲故事。”
“他们有没有呼吁人们造反？有没有说‘打倒女王’？有没有策划任何暴力行动？”
“没有。”
“他们只是讲了一个人的善举，对吗？”
“对。”
布拉德转向巡官：“巡官先生，在口供中，被告们有没有承认他们属于任何组织？有没有承认他们有计划、有目的地煽动他人？”
巡官摇头：“没有明确承认。但他们承认经常在酒吧聚会，讨论这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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