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下午三点，理查德·埃弗拉德就收到了内政部的传唤通知。
送信的是个面无表情的公务员，把信封递给他，一句话没说就走了。
理查德·埃弗拉德是颤抖着拆开信封的，里面是正式的公函。
要求他“于1882年9月11日上午10时，至内政部就《良言》杂志出版《1984》一事接受问询”。
没有说可以带律师，没有说可以拒绝。
理查德·埃弗拉德瘫坐在椅子上。该来的还是来了。
老板亚历山大·斯特兰几天前刚把他叫去，骂了整整半小时，最后说“你自己惹的祸，自己解决”；
杂志社的编辑们看他的眼神充满了幸灾乐祸；家里，妻子整天哭，孩子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都能感觉到恐惧。
现在，内政部的传唤来了，埃弗拉德知道等待他的是什么。
三份声明已经说得很清楚：《1984》是非法出版物，出版者将面临严惩。
他是主编，是第一责任人。
他不知道自己会受到什么惩罚，他只知道，自己完了。
整个晚上，埃弗拉德都没合眼。他坐在书房里，看着窗外黑暗的伦敦，脑子里一片空白。
有时候他会想，如果那天自己看了稿子就好了；如果看了，他绝对不会同意出版。
那么现在他还是《良言》的主编，还是体面的伦敦文化人。
可惜，没有如果。
9月11日上午10点，理查德·埃弗拉德准时出现在常务次官埃德加·温斯洛普的办公室里。
只是这次多了一个人，埃德蒙·亨德森爵士，伦敦大都会警察总监。
温斯洛普没有直接问他什么，而是先从抽屉里拿出一叠报纸，扔在他面前：“看看吧。”
埃弗拉德低头看去，最上面是《费加罗报》，他看得懂法语：“理查德·埃弗拉德：欧洲最有勇气的主编”。
下面是《震旦报》：“出版界的良心”。
再下面是柏林、维也纳、罗马……各种语言的报纸，虽然有些不认得，但他知道这些标题的意思都差不多。
冷汗瞬间浸湿了他的衬衫。
温斯洛普重复了一遍：“欧洲最有勇气的主编、出版界的良心、英国文学的光荣、出版自由的捍卫者……”
他抬起眼睛，看着埃弗拉德：“祝贺你，埃弗拉德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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