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奥马拉笑出了声：“理性看待？意思是，邦德先生帮咱们是好的，但他写的故事是坏的。
咱们得分开看。你们分得开吗？反正我分不开。”
“是啊，分不开！”众人异口同声。
对他们来说，詹姆斯·邦德是一个整体。是那个耐心听他们唠叨、认真替他们写信的温柔绅士。
他一封信只收两便士，走时留下所有钱给了“老烟斗”的家人。
也是那个写出了福尔摩斯、写出了杰克船长的作家。
他们喜欢这个人，也喜欢他的故事。
因为他们从这个人的行为里，感受到尊重；从他的故事里，感受到解脱。
一个老酒客嘟囔：“他们就是想把邦德先生劈成两半。一半是慈善家，一半是坏作家。可邦德先生是一个人啊！”
是啊，一个人。
一个有才华、有同情心、愿意俯身倾听底层声音的人。
这样的人写的故事，怎么会是毒药？
他们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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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詹姆斯街的卡尔顿俱乐部里，烟雾比平时更浓。
几个男人坐在皮椅里，面前放着威士忌，但没人喝。
他们刚看完今天的报纸——
《星报》上又登了一篇关于“詹姆斯·邦德”的报道，讲一个寡妇如何靠他写的信得到亲戚帮助。
亨利·卡文迪什放下报纸：“第五篇了！”他是下议院议员，保守党，五十多岁，头发梳得一丝不苟。
坐在他对面的爱德华·格雷不屑一顾：“小报就爱这种煽情故事。”他在外交部做事，年纪很轻。
出身政治世家的罗伯特·塞西尔开口了：“《每日纪事报》也跟进了。现在整个东区的穷鬼都在谈这个法国佬。”
俱乐部里一片沉默。
亨利端起杯子：“你们注意到没有？这些人说起索雷尔，口径一致得可怕。”
“什么意思？”
“码头工说他帮白教堂装水管。学徒说他帮忙娶到老婆。寡妇说他让亲戚伸出援手。
每个人说的都是‘他帮了我’——但重点不是帮了什么，而是态度。”
爱德华没听懂：“什么态度？”
“感恩的态度，一种集体的感恩。他们竟然对一个外国作家表现出某种忠诚。这不对劲。”
罗伯特点点头：“我同意。如果只是几个人说他好，那无所谓。但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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