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管不了。
我们又去找了警察局，他们说案子归奥克拉纳，普通警察无权过问。”
玛丽雅的声音哽咽着：“哥哥那个叫弗拉基米尔·波波夫的同学打听到消息，说安东的案子‘快速审理’完了。
没有公开审判，没有律师，罪名是‘煽动颠覆和窝藏危险分子’，刑期是八年苦役，发配西伯利亚。”
莱昂纳尔听着胸口发闷——
1882年的沙俄，这种“司法”太常见了，秘密逮捕，秘密判决，然后一纸流放令，一个人就消失了。
他问玛丽雅：“判决什么时候执行？”
玛丽雅擦了擦眼泪：“听弗拉基米尔说，只要凑够一整列火车的犯人就会统一押送，上一次是在我出发前。
时间短的话一个月，长的话也不会超过两个月，他们会先坐火车到乌拉尔山，然后徒步走到流放地。
所以最晚也只能拖到2月底或者3月初，听说安东不是要去符拉迪沃斯托克，就是去涅尔琴斯克的矿区。”
莱昂纳尔：“……”这俩地方还真是耳熟。
玛丽雅抬起头，眼泪又涌出来：“索雷尔先生，我没办法了……父亲一病不起，母亲要照顾他。
哥哥亚历山大……他除了喝酒骂人，什么也做不了。我只能……我只能来找您。”
她挣扎着要从床上下来，被莱昂纳尔拦住。
“安东一直说，您是他最重要的老师。他说您在巴黎有影响力，认识很多人……
我偷偷卖了母亲最后一件像样的首饰，换了点钱，买了最便宜的车票。
火车到柏林，然后扒货运车厢，搭过路的马车……我不知道走了多久……
终于按照信上的地址，找到了您！”
她终于崩溃了，捂住脸痛哭：“求您……救救他……救救我哥哥……”
莱昂纳尔站在床边，看着这个瘦弱不堪的姑娘，她剪短了头发，拼尽一切从莫斯科逃到巴黎，还是在冬天。
这二十天时间，她吃了多少苦、遭了多少罪，莱昂纳尔难以想象。
他又想起了两年前，那个莽撞又热情的俄国青年，在巴黎的街头跟着他，眼睛发亮地问着关于文学的问题。
他想起了契诃夫寄给他的习作，想起了他们之间的通信。
他也想起了自己在信里写的话：
“讽刺的最高境界，或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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