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完这几句后，便微微颔首，转身回到大楼里，将场面交还给诺曼·麦克劳德。
诺曼又回答了几个无关痛痒的问题，也重新退回了杂志社大门之内，再次将喧嚣隔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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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消息本来应该也是爆炸性的；
然而，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一次，伦敦的绝大多数媒体陷入了一种奇怪的“沉默”之中。
除了像《星报》这样以追踪名人八卦为己任的小报，详细报道了发布会经过并大肆渲染之外——
《泰晤士报》《每日电讯报》《晨报》，都只是用简短的、客观的笔调，报道了这则消息。
它们罕见地几乎没有附加任何评论，既没有赞誉，也没有批判。
这种集体失语，源于前所未有的尴尬和难以处理的矛盾。
如果《快乐王子》的作者是个英国人，那么大可以将之解释为本国公民对社会现象的反思与谏言。
甚至可以说成是“爱国心的体现”——敢于揭露弊端，期待国家改善。
但偏偏，莱昂纳尔·索雷尔是个法国人。
这样一来，《快乐王子》的性质就瞬间发生了根本改变。
它成了一个法国人对英国社会现状的指摘和嘲笑。
故事中那座贫富分化、官僚虚伪、底层民众在苦难中挣扎的城市，就是对伦敦乃至整个大英帝国的影射。
一个刚刚被英国媒体称赞为“选择了更文明国度”的流亡者，凭什么能这么对伟大的帝国品头论足？
按照常理，这种行为理应遭到伦敦舆论界一致对外的猛烈反击，捍卫“帝国荣耀”不容玷污。
然而，就在前几天，这些报纸还在不遗余力地以莱昂纳尔为例，大肆嘲讽法国“不自由”和“狭隘”。
他们将英国标榜为自由和文明进步的灯塔，受迫害的莱昂纳尔则是一个仰慕英国价值的法国知识分子。
此刻如果调转枪口批判他，等于承认，英国的“自由”同样是有界限的，容不得外人说半点不好。
这将是何等难堪的局面！
于是，伦敦的媒体陷入了一种进退维谷的境地。
它们不能赞同莱昂纳尔在《快乐王子》中对英国的批评，那等于质疑了自身统治的合法性；
但它们更不能像法国当局那样公然批判一位刚刚被它们捧起来的“自由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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