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士底狱陷落，旧秩序崩塌，新世界在血与火中挣扎着分娩，一个‘生而衰老’的婴儿，难道不是对那个疯狂时代最尖锐、最怪诞的隐喻吗？
旧制度在死亡前夜诞下的怪胎，这是一种基于病理学的‘怪诞自然主义’！”
莱昂纳尔：“……”
爱弥儿·左拉始终没有放弃把他拉进「自然主义」的阵营，几乎他的每一部小说，他都能归结到遗传或者病理上。
幸好埃德蒙·龚古尔也听不下去了，他捻着精心修剪的胡须，慢悠悠地说：“爱弥儿，你总不能把一切都纳入‘自然主义’吧？
我倒觉得，莱昂纳尔一直有我们兄弟在《热曼妮·拉塞朵》里尝试的‘文献性小说’的味道。
看看他对大革命前夕巴黎街景的描绘——‘热浪像滚烫的油脂’、‘空气里弥漫着恐惧、硫磺和腐烂垃圾的气味’、‘街道成了一条条沸腾的激流’……
多么细腻、准确！这绝非凭空想象，他一定啃透了米什莱的《大革命史》或者那些亲历者的回忆录。
这不是什么‘怪诞自然主义’，而是‘荒谬文献体’！”
莱昂纳尔：“……”怎么龚古尔你这个浓眉大眼的也叛变了呢？
福楼拜则敏锐地嗅出了两者之间的某种火药味——左拉希望把莱昂纳尔拉入「自然主义」阵营，是蓄谋已久；龚古尔想把他的小说归入「文献体」，肯定也不是临时起意。
莱昂纳尔之前的三篇作品，由于篇幅的缘故，影响力不够持久，还不足以让这些文坛名宿急于将他招揽至麾下。
随着他第一部长篇小说连载开始，并在贵族与市民两个差异巨大的阶层都广受欢迎，“莱昂纳尔属于哪个主义”，就被放上了巴黎文学沙龙的日程表。
福楼拜想起了自己在1856发表《包法利夫人》之后，评论界迫不及待地将自己归于「自然主义」的往事。
后来的左拉干脆称他为「自然主义之父」。
但是他在写作《包法利夫人》的时候，更多想到的是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而非“遗传”与“病理”。
明确阵营有好有坏——
好的一面自然是会得到同阵营的鼓吹、呐喊，无论是发表作品还是到各地去巡演讲座，都是一条坦途。
所以他不反对自己的学生莫泊桑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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