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摊著一本《现代生活》杂志。
这是一个星期前一个奥地利同乡留下的，他一直没有细看过，因为实在是没空，也没有心情。
弗洛伊德坐下来，把桌上的杂物推到一边，想继续写那份要交给沙可的总结报告。
但写了几行字，脑子里总是浮现朱尔·罗夏尔那张脸——
这个曾经站在法兰西科学院讲台上意气风发的男人，如今连自己的名字都快记不清了。
但弗洛伊德没空替别人担心，他现在的经济状况同样糟糕。
维也纳大学给了他一个神经病理学讲师的职位，但这个职位没有固定薪水，全看有多少学生上他的课，有一个人就得一份钱。
可像他这样的年轻人，哪里能吸引学生来上课？所以来巴黎之前，他全靠从布吕克教授那里借来的钱维持开销。
如今奖学金也快用完了。
下周他本应绕道柏林，去拜访儿科专家阿道夫·巴金斯基，在柏林的儿童医院学习几个星期儿科神经学，然后再回到维也纳。
但他计算过路费和住宿费之后，发现帐上剩下的钱只够买一张直接回维也纳的车票。
他收到过几封信。一封来自维也纳的朋友，问他要不要考虑放弃学术，直接开一间神经科诊所。
对方在信里估算了一下：「维也纳有钱女人多得是，她们愿意花大价钱治头痛和失眠。只要你用沙可的名声，不愁没有病人。」
另一封来自一个在美国纽约的旧同学，措辞更加直接：「西格蒙德，来美国！纽约不需要行医资格！这里的女人——
犹太人、德国人、爱尔兰人……——总之人人都说得了歇斯底里症！你只要勤动手就能发财，她们付得比欧洲人多三倍！
去年，我隔壁街区有个混蛋把一台古怪的治疗歇斯底里症的机器卖给了一个叫特斯拉的工程师，发了大财！诊所扩大了一倍！
只要你愿意来纽约，在这里干上五年，就能回维也纳自己开个大诊所。不要犹豫了！」
弗洛伊德确实动心，他也向往不用再数著铜板过日子的生活。但他又想起未婚妻玛莎·伯奈斯，他们订婚已经四年了。
他答应过她，等到经济状况好转就结婚。可四年过去了，他仍然是个没有固定收入的讲师，租房住，靠奖学金和借款度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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