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被动地承受。
下一次爆发，只会更加激烈，后果也难以预料。
他必须提前做些准备，至少，要确保自家不会被殃及。
同时，他也觉得，有必要借着这次事件，给院里其他人，尤其是女眷们，提个醒，也做点力所能及的、符合身份和安全范围的事情。
他想到了李秀芝。
李秀芝是街道办的工作人员，负责一些琐碎的文书和联络，但毕竟挂着街道的名头。
而且，她本性善良，对娄晓娥的处境也真心同情。
或许，可以通过她，以“街道关心职工家庭”的名义，对娄晓娥进行一次正当的走访和慰问。
这既能对娄晓娥释放一点善意的信号，也能对许大茂形成一种隐形的、来自组织层面的警告——你家的事，街道知道了，别太过分。
更重要的是，可以借此机会，在李秀芝的工作范围内，顺理成章地在院里开展一些关于“妇女权益”、“家庭和睦”的正面宣传。
虽然在这种大环境下，这种宣传的效果可能微乎其微，但至少能种下一颗种子，让院里的女人们知道，挨打受气不是天经地义，遇到极端情况，是可以寻求组织帮助的。
这既能体现王建国作为干部家属的觉悟和对街道工作的支持，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稍微改善一下院里那种对家庭暴力近乎麻木或纵容的风气。
当然，这一切必须做得极其自然、低调，绝不能显得是王建国在指使或操纵。
他需要给李秀芝一个合适的由头和说法。
这天晚上，等孩子们睡了，王建国对正在灯下缝补衣服的李秀芝看似随意地说：
“秀芝，你们街道最近是不是在抓‘五好家庭’、‘和睦邻里’的宣传？”
李秀芝停下手里的针线，想了想，点头：
“嗯，是有这个要求。不过主要是发发材料，贴贴标语。我们主任说，要结合实际情况，多做一些深入群众的工作。”
“深入群众……”
王建国沉吟了一下，“那像咱们院里，最近……后院许大茂家闹成这样，算不算需要‘深入’做工作的‘实际情况’？”
李秀芝愣了一下，看着丈夫：“建国，你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
王建国语气平和，像在分析一件工作，“许大茂和娄晓娥同志闹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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