件更关键的事。
他通过绝对可靠的途径，将他掌握的关于戴立春收买指挥部内部人员（吴副科长）、试图搜集不实信息构陷同事的证据（包括吴副科长与中间人的联系线索、异常打听行为的旁证等），以匿名但材料扎实的形式，提供给了部里一位以公正严明著称的主要领导。
在这份材料中，他没有提及与戴立春的个人恩怨，只是客观反映：有迹象表明，部里某位干部可能通过不正当手段，在重点项目单位培植眼线，散布不实信息，意图干扰生产、诬陷同志，其行为严重违反组织原则和党纪国法。
这两份材料，一份明，一份暗；
一份是技术上的堂堂正正，一份是政治上的精准反击。
它们几乎同时摆在了有关领导的案头。
……
戴立春还在为自己的“妙计”沾沾自喜，等待着调查组进驻部委、王建国焦头烂额的消息。
他甚至在想象，自己该如何在适当的时机，“以老同志的身份”向调查组提供一些“参考意见”。
然而，他等来的不是调查组，而是部纪检部门工作人员的正式约谈。
约谈的地点，不是他的办公室，而是纪检部门专用的谈话室。
气氛严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