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报告中，他客观列举了指挥部全体人员填写表格的基本情况，对于陈经纬、刘德培等几位历史情况相对复杂的同志，他着重附上了其“重大技术贡献说明”和“群众评议摘录”，并在处理意见一栏写道：“该同志历史情况已基本清楚，虽有某些历史关节需予注意，但其回国后表现积极，技术贡献突出，群众反映良好。
建议在继续工作中加强考察教育，现阶段应充分发挥其技术专长，服务于重点项目建设。”
报告送上去后，王建国内心并不轻松。
他知道，这只是第一关。
上级党委和部里“肃反”办公室会如何看待他的报告，是否会认为他“界限不清”、“右倾温情”，都是未知数。
他承受的压力是双重的：
一方面，要保护好这些宝贵的技术力量；
另一方面，绝不能让自己被扣上“包庇”、“麻痹”的帽子，那不仅会毁了自己，更会使整个项目陷入被动。
几天后，上级党委的反馈来了，是电话通知。
电话那头的声音很正式：“王建国同志，你们指挥部的报告收到了。党委认为，你们能够结合本单位实际，注意运动与生产的关系，这种做法是值得肯定的。对于报告中提到的几位同志，原则同意你们的处理意见，即在继续使用中加强考察。但历史问题不容含糊，相关的内查外调工作仍会按计划进行。你们要继续抓好生产，同时密切注意有关人员的思想动态。”
王建国放下电话，手心微微出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