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开始将更多的心思，花在如何利用一切可能的“缝隙”和“门路”，来获取那一点点额外的生存资源上。
三大爷阎埠贵的算计，达到了新的高度。
他不再满足于计算自家那点口粮，开始将全院乃至半个胡同的“资源信息”纳入他的“战略棋盘”。
谁家有多余的工业券想换粮票，谁家亲戚在郊区能弄到点不要票的土豆红薯，谁家孩子要结婚需要凑“三转一响”的票证，谁家老人病了需要搞点稀罕的药品或营养品……
这些信息在他那里流转、配对、估价，他居中牵线，收取一点微不足道的“辛苦费”或人情，居然也让他家的饭桌上，偶尔能见到一点计划外的油星。
他甚至打起了街道那点有限的救济物资的主意，琢磨着如何能让自家在评定“困难户”时，排名更靠前一些。
他的眼镜片后，终日闪烁着攫取与计算的光芒。
二大爷刘海中则在另一种“停滞”中焦躁不安。
厂里的政治学习越来越频繁，内容却越来越空洞重复。他渴望的“进步”和“表现”机会似乎越来越少。
他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对两个儿子的“管教”上，试图通过对家庭的“革命化”管理，来证明自己的“觉悟”和“能力”，结果却使得家庭关系更加紧张，刘光天、刘光福兄弟俩对他越发阳奉阴违，在外面的“活动”也更加隐秘。
刘海中感到一种拳头打在棉花上的无力感，只能将郁闷发泄在更频繁的、在院里背诵社论和“教育”邻居上，成了院里人见人躲的“官迷”。
许大茂的“活泛”，则进入了更“高端”的领域。
他利用娄家残存的关系和自己在轧钢厂放映员身份带来的便利，开始尝试搭建一个更隐蔽的“交际网络”。
他不倒卖紧俏物资，而是倒卖“信息”和“机会”。比如，某个单位要搞内部文艺汇演，需要借调放映设备和人手；
某个领导想弄两张热门样板戏的内部票；
甚至哪个部门有闲置的、可供“调剂”的废旧器材……许大茂总能“恰好”知道，并能“牵线搭桥”，从中捞取好处，或者积累人情。
他变得更加圆滑，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在领导面前恭敬有加，在有用的人面前慷慨大方，在傻柱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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