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的早春。
北京城的春天总是来得迟疑，料峭寒风里偶尔透出一丝暖意，随即又被灰扑扑的沙尘掩去。
胡同里的杨树刚吐出些毛茸茸的嫩芽，颜色是那种怯生生的淡黄，远看仿佛一层薄雾。
王建国从基地回京述职，这次能在家多待几天。
四合院里，日子似乎依旧沿着它固有的、琐碎的轨道运行着，但细品之下，空气里又多了些不同的东西。
粮店门口的队伍似乎比往年同期更长了些，人们脸上的表情也更沉默了些；副食本上的供应项目后，偶尔会出现“暂缺”或“凭票限量”的小字；
李秀芝从街道办回来，会低声念叨些“节约用粮”、“瓜菜代”的新精神，眉头也比以往锁得更紧些。
一种无形的、缓慢收紧的压力，像渐渐弥漫的雾霭，笼罩在日常生活之上。
只是，在这种普遍性的、带着些许不安的沉寂中，某些角落却反常地爆发出格外响亮、甚至有些刺耳的喧闹。
这喧闹的源头，自然是中院的贾家。
贾东旭晋升二级钳工的消息，像一颗投入平静水潭的石子，在四合院里激起了不小的涟漪。
虽说在红星第三轧钢厂，从学徒工到正式工，再到评上等级，是许多工人按部就班的路径，但能在相对年轻的时候评上二级，也确实算是进步快、有出息的标志。
尤其是在眼下许多事情都变得不确定的年月里，一份稳定工作等级的提升，意味着更牢靠的粮本、稍好一些的福利待遇，以及邻里间实实在在的羡慕眼光。
贾张氏的腰杆，自从儿子转正后就挺直了不少，如今更是硬气得仿佛能戳破天。
她逢人便说，声音洪亮得恨不得全院都能听见：“哎哟，他一大妈，您是不知道，我们东旭这回可是给咱院子争了光！二级钳工！那可是凭真本事考上去的！厂里领导都表扬了，说他手艺扎实，肯钻研！”
又对着水池边洗菜的二大妈：“他二大妈，回头家里有啥零碎活儿需要修的，尽管言语！东旭现在可是正经八百的二级工，不比那些半吊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