途也是这样，他觉得余切拿到诺奖会遥遥无期，今年的事情要一次次的重演。
一方面，余切未必能写出更有代表性的作品。
另一方面，西方正在和东方疏离。这是这几年间，频繁和西方学术界接触过的人都能感受到的。从燕大的教授，到马识途这样的出国学者，都隐隐的察觉到了。
那种亲密无间的美好是假象，双方逐渐意识到，在根本的利益上、在文化和意识上差别太大。
农发所的林一夫认为：余切是中国这片土地上，最接近诺贝尔奖项的人。但在这样的环境下，余切都要等上一等，如果环境有变，中国还能有人获得诺奖吗？
余切不好解释诺奖的评选机制，他明年的希望远大于今年。他只是说：「有老师你这句话，对我来说就够了。」
马识途还是坚持要送原稿给余切。再三推辞后，余切只能接住了。他道：「等我将来封笔了，我就把这些有纪念价值的都捐出去，不过我不相信什么博物馆，我会自己捐钱来造一个，对全民免费开放。」
他这么一说，马识途更觉得余切意兴阑珊，恐怕早晚要有一个决定二。
余切的决定一发生在1983年，他决定投身到文学生涯上，当时他刚考上燕大。
余切的决定二发生在1988年，这一年他失去了当年度的诺奖。
大多数人认为，他的决定二是急流勇退，或是至少休息一阵。
而余切的表现却恰恰相反。
其实，他这一次回家，心中已经有了新稿。正要写出来表达他的决心。
告别马识途后，余切久违的回到家中。万县现在的样子已经和他离家时大不一样，为了就三峡水库修筑运送材料，县里面有了火车站。
余跃进仍然在做乡村教师。当然了，他现在的日子过的很好，被省内评为专家，工资平白拔高了一节。
「我把那些钱都捐了。」余跃进说。
余切以为，他父亲是出于对儿子名誉的保护才捐款，但是余跃进并不是这样，他捐款纯粹是因为余家的钱花不完。
余跃进说：「如果有一天你倒下了，我们做什么都没有用！反过来，如果你始终存在，我们就算是做什么出格的事情，也不会被人计较。」
「说到底，现在的社会是讲人情关系的。如果你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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