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律在起作用，就算是我自己，也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选择违章停车。我们之后很快达成共识，应该把道德请回经济学。」
现场十分安静。
这看起来是简单的一个故事，其实动摇了芝加哥学派的根基。这一学派的理论基础，就是基于「人性本恶」上，而加里·贝克尔竟说要把「道德请回经济学」。
听众其实都震撼了，很久后才有人询问他，「这是芝加哥学派充满革新的新变化吗？
」
加里·贝克尔摇头，「什么变化？这本来就是我们之中的一部分，感谢余先生指出了这一点。」
「我要~节制天下兵马！」
余切到马来西亚后说。
国内对余切和弗里德曼的论战很感兴趣，一些大佬希望余切给他们上课，详细讲述这一学说，而燕大经济学派的众多同事询问怎么定性「余切的学说」。
中国的经济学，是怎么从被技术扶贫，再到走向世界舞台的？
《日报》记者问余切，前几个月发布的《新资本论》第一卷，以及更早的《计划体制》如何向大众报导，如果不出意外，以后就要用这个词来代表余切的学说了。
「是新资本论，还是新体制论，或者是其他？」
「新资本论吧。」
之后是学派的问题。
国内大学的教材几年一变，学生迫切想要跟进世界潮流。跟来跟去，发现世界潮流就在自己学校。
芝加哥学派的崛起，曾一统美国经济学说的天下，直到九十年代中后期，美国中产发现大苏亡了，居然日子也没有变得更好过，反而一天比一天难，大资本腾出手来好好收拾国内的中产。
于是芝加哥学派就开始衰亡了，自由贸易还不如闭关锁国呢。
弗里德曼终究是要走下神坛的。
也许有一天，余切的学说也会变得不适应，但今天它正变得越来越流行，至少可统治学界数十年。
于是，余切说「要节制天下兵马」。众多国内的学者，尤其是燕京大学的，几乎都转变了自己的研究方向，开始以研究《计划体制》为主，在这本书的基础上扩充自己的学说。
随之而来的是燕京大学被称为「燕京学派」。
余切抵达马来西亚后并没有立刻筹款，而是以学术交流为主。他过去的一周在东南亚多个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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