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是有关系的。」朔伊布勒当时说。
科尔立刻道，「因此，朔伊布勒，你必须做好你自己的工作才行。但不要再有其他的幻想。」
朔伊布勒说：「我想做一个政治家。我的人生只有这一件事情可做了，我要加倍的证明我自己。」
科尔面色复杂，劝说他道：「你也想要做政治家吗？这不容易啊！朔伊布勒，你可能要永远的处在幕后，更不要说代表德国、代表欧洲。我不想打击你，但有时候世界就是这样。」
他说的是事实，但朔伊布勒听过很多这种话，他不是不明白这样的道理。他出身自贵族家庭，见惯了上流社会的弱肉强食。
残废的人还怎么做政治家？
只要一露面，恐怕就要被德国人耻笑吧！
那些朋友中，只有余切表现出对他不可理喻的信任，仍然把那些困难的事情交给他。
而且，就好像那场刺杀没有出现过一样，在中国的日子里，余切推著他游山玩水，更由于他体格健壮，就算是把朔伊布勒扛起来也丝毫不费力，不必像其他人那样气喘吁吁，让朔伊布勒感到难堪————
朔伊布勒完全像一个正常人那样的生活。
因此朔伊布勒很感激余切，他向自己的助理说道，「把那些话都删了吧！我和他只回复一句话就好！」
「什么话？」
「我很高兴，这是我作为他的朋友应该做的。」
另一边的弗里德曼却和老友彻底闹掰。
事情曾一度走向好转，然而，当一个月过去后，在某天早上，当弗里德曼再次提出和解时，加里·贝克尔却脸色大变，犹豫之后他说，「我想我们永远不能和解。」
「从你说我是余主义分子」开始，我就成为了真正的余主义分子。」加里·贝克尔说。
并且，他还展示了一封来自余切的问候信。
自从到访过芝加哥大学后，每年余切会在重大节日对这些学者进行问候，随著他认识的人越来越多，他已经没办法手写。
这也是余切的一个特色，这个年代很少有人会这样做。
加里·贝克尔收到的信件，是一封完全列印出来的，只有余切签名的问候信「致芝加哥大学教授加里·贝克尔先生」。
卧槽，还能这样收买人心？
弗里德曼快崩溃了，他抓起那一张精美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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