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会相信这些东西。
十月中旬，余切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燕大校园。无须多言，他迅速担任了双院副院长的虚职，诺奖在内地毫无疑问是吃得开的，没有任何人觉得余切过于年轻，德不配位。
余切拿诺奖，对燕大也是光宗耀祖的事情。他回来后，有那么一小个月，燕大似乎每一寸地方的横幅都在讲这件事情，他活著登上了燕大的学术名人墙，在余切的强烈要求下，他堪堪名列鲁迅之后。
诺奖是有魔力的。它把所有关注度都往余切的身上吸引。
内地媒体似乎也遵循辉格史观，因为余切成了，所以中国文学成了，中国的土博（指完全在内地接受教育到博士）也成了。
燕大自然更成了！在内地考生心目中，燕大一定程度上已经开始超过水木大学，今年诞生的各省状元里，不少理科学生也一股脑往燕大报，这里有杨振宁，还有余切——水木大学是什么？我不认识。
顶层大学的权力天平从未如此倾斜过。
为了和燕大打擂台，隔壁的水木大学请来了米尔顿·弗里德曼和詹姆斯·托宾（均为诺奖获得者）。尤其是弗里德曼，他在经济学界可以说是如雷贯耳，任何一个本科生都听过他的名字。
弗里德曼是自由经济派现存最大的祖师爷，地位吧，堪比另一个派系的凯恩斯。弗里德曼多次访华，88年据说有过很深度的会面。
而他的学术思想和余切有些区别，他主张自由放任资本，主张小政府，主张不做任何管理————弗里德曼资历高，成就大，来京城后志得意满，堪称是横扫无敌手。
这里没有人是他的一合之敌，他明知道他讲的一些东西，在这里不可能受欢迎，但没有人反驳他，这就是权威的力量！
「我不想说我是技术扶贫，但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事实。」弗里德曼和托宾说，「我爱中国，我喜欢这片土地，但我爱说实话。」
「你知道吗？我打算写一个自传，《两个幸运的人》，这其中总结了我们这个世纪最重要的两位经济学家，一个是本世纪前半叶的凯恩斯，一个是我—一我是不是太自大了？你说呢？」
「这很好，您很有精神。」托宾不完全赞成弗里德曼，不过，他不愿意触霉头。他只是问：「东方余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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