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七年（1644）十二月下旬，荆襄，宜城，“大西王府”（原县衙）。
寒风依旧凛冽，但县衙大堂内却弥漫着一种诡异的、混杂着血腥味的“忙碌”气息。张献忠高踞虎皮椅，看着手下将一块刚刚刻好的、染着暗红色泽（据说是用鸡血混朱砂）的巨大石碑，费力地抬进大堂。石碑上刻着歪歪扭扭的六个大字：“大西王圣谕碑”。下面则是密密麻麻的小字，无非是“安民告示”、“屯田新规”、“严禁劫掠”之类的空洞条文，字里行间却透着一股生硬的杀气。
他盯着那块石碑，瞳孔因贪婪而微微收缩。这石碑哪是什么石头疙瘩，这是权力的象征！立起来，就意味着老子不再是那个打家劫舍的流寇，而是这荆襄大地说一不二的王！到时候，所有的土地、粮食、百姓，全得听老子号令！谁要是敢不听话，老子就用这石碑压碎他的骨头！他甚至能想象到百姓们跪在石碑前磕头如捣蒜的模样，一股掌控一切的快感顺着脊椎直冲头顶，让他浑身的血液都沸腾起来。
“好！立起来！就立在大堂门口！”张献忠满意地拍了拍石碑，掌心传来冰凉坚硬的触感，仿佛握住了整个荆襄的命脉。他转向一旁躬身侍立的汪兆龄，“兆龄，你拟的那个‘均田令’和‘屯垦章程’，给老子念念！”
汪兆龄连忙展开一卷粗糙的麻纸，清了清嗓子，用抑扬顿挫的语调念道：“奉天承运大西王诏曰：荆襄之地，久罹兵燹，民不聊生！本王体恤黎庶，特颁均田令！凡无地少田之民，皆可分得豪强逆产田地！另设屯垦军，授田耕种，三年免征！望尔等感念王恩，勤耕力作，共享太平……”
张献忠听着，嘴角咧开一个狰狞的弧度。这些漂亮话他听着舒坦，就像给权力这把钝刀镀了层金。分田地？那些肥得流油的好地自然要归老子的老营弟兄和亲信将领，给流民的不过是些荒草丛生的边角料。可那又怎样？只要老子说这是“恩赐”，他们就得感恩戴德！他要的就是这种感觉——所有人的生死荣辱都捏在老子手心，哪怕是虚假的恩惠，也得让他们跪着接！
堂下肃立的孙可望、李定国等将领，脸上表情各异。孙可望眉头微皱，李定国则眼神中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嘲讽。这些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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