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钱的事儿都没提。
结果隔天到了5月14日，那两个一早来酒店报到的两个彪形大汉差点没给宁卫民吓着。
这俩人身上带着枪不说，模样冷酷，凶恶，有纹身也就罢了。
关键是俩人脑袋和脸上都有伤疤，一看就是有故事的人，绝非普通意义上的保镖。
哪怕都穿着黑西服，也不是那么回事。
用京城话说，这俩人儿就不是善茬儿，大街上谁看见这样的主儿都会避之不及。
宁卫民是大为后悔啊，觉着跟着他们出门反而没有了安全感，倒像是自己被绑架了似的。
由此可见，阿兰德龙这家伙的底色，弄不好真不是那么干净。
他在银幕上的枭雄风范也许压根就不是演出来的。
要套用几十年后国内某位小眼睛明星说过的话，那就是，“黑社会有什么不好演的，我有生活啊。”
于是没辙，宁卫民回到房间就打电话给了皮尔卡顿的助手高田美，请她代为帮忙联系保镖和租车的事儿。
想了想觉得或许戛纳已经不好找了，就又补充说，不行哪怕从巴黎调人来也没关系，费用他不在乎。
而他也压根就没敢让松本庆子跟自己上车，只是单独赴约，坐两个“保镖”的车去和阿兰德龙见面。
不过有一说一，阿兰德龙办事虽然有时候有点用力过猛。
就像这两个保镖，人选尽管不太符合宁卫民的心意。
但他这种雷厉风行，自作主张行事风格，在某些事上还是挺让宁卫民满意的。
就像落实《李香兰》展映一事，还有在影节宫地下市场买展位的事儿。
当宁卫民来到影节宫附近的咖啡馆时，具体条件阿兰德龙已经基本替他都谈好了。
展映的时间放在影节开幕之后的第三天，上午一场八十人座的放映厅，下午一场三百人座，上午场十万法郎，下午场二十万法郎。
展位最早也得四五天后才能有空缺，大概一个标准摊位是二十万到三十万法郎。
对此，宁卫民也别无异议，虽然有点小贵，但那是对经费不足的影人来说的，对他可不是多大问题。
毕竟这是临时插队，能这么痛痛快快把事儿定下来挺好，要比提着猪头找不着庙门可强多了。
所以他到了之后也就是在阿兰德龙的介绍下和组委会负责展映工作的一个法国人认识认识，然后大家坐在一起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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