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刻，站台上嘈杂的人声、刺鼻的汗味、还有我心底那份离家的惶惑，好像都模糊了。小芳同志，这就是我们向阳坡大队的会计？队长说你是队里文化最高的姑娘，真了不起。”
信纸上的字迹在这里停顿了一下，墨水洇开一小片，仿佛写信的人当时也迟疑了片刻。
“这里的生活很苦，比我想象的苦得多。挑水要走二里地，肩膀磨破了皮；下地锄草，腰酸得直不起来；晚上睡在土炕上，跳蚤咬得浑身是包。但每次去队部交记工分的本子，看到你坐在那张掉了漆的旧桌子后面，低着头，用那杆老旧的蘸水笔一笔一划地写着什么，窗外的阳光斜斜地照在你半边脸上，睫毛在脸颊上投下小小的阴影……我就觉得，这苦，好像也能咂摸出一点甜味来。你总是轻声细语地告诉我哪里记错了，哪里该扣分，声音像山雀在叫。小芳同志，谢谢你今天悄悄塞给我的那块烤红薯，很甜。下次别这样了，让人看见不好。”
陈默的手指捏紧了信纸的边缘。烤红薯？那个在陈默记忆里永远板着脸、沉默寡言、仿佛被生活榨干了所有情感的父亲，会为了一块烤红薯而心跳加速？他无法将信纸上这个笨拙地表达着悸动和感激的年轻人，与记忆中那个佝偻着背、只会闷头抽烟的父亲重叠起来。一种强烈的陌生感攫住了他。
他迫不及待地拆开下一封，日期是1968年6月10日。
“亲爱的小芳：
麦收开始了。老天爷像是要把人烤干，太阳毒辣辣地悬在头顶，麦芒扎得胳膊又疼又痒，汗水流进眼睛里，火辣辣的。我割麦子的速度太慢了，总是落在后面，心里又急又愧。你带着妇女队从另一头割过来，动作又快又麻利，镰刀挥动间，金色的麦浪整齐地倒下。你经过我身边时，脚步顿了一下，没说话，只是默默地把我旁边那垄麦子也飞快地割完了。等我直起酸痛的腰，只看到你走向田埂的背影，辫子随着步伐轻轻晃动。你放在田埂上的水壶，盖子不知怎么松了。我……我趁人不注意，偷偷把我的水倒了一半进去。希望你别嫌弃。晚上开总结会，队长表扬了妇女队，也点了我们几个知青的名，说我们‘还需要好好锻炼’。散会后，你走在最后，经过我身边时，飞快地塞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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