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三米，能挖出黑得流油的土。这样的土，全中国找不出几处。它不是土，是老祖宗用血喂肥的。”
当晚，村委会的破旧办公室里，五个村干部围着一盏昏暗的灯。赵明远把转业费全取了出来，一共二十三万，拍在桌上。
“用这笔钱，成立合作社。机械化耕种，种高油酸大豆，我联系了省农科院的专家，他们提供技术和种子。”
最年长的老会计推了推眼镜：“明远，不是叔泼冷水。机械化要钱，水利要修，路要通。二十三万，连台像样的拖拉机都买不起。”
“先买二手的，我战友在农机站，能给最低价。路，咱们自己修。我算过，从村口到国道，七公里。全村能动的都上，三个月能压出条砂石路。”
“三个月？谁干？”有人问。
“我干。”赵守疆推门进来，手里拿着一个褪色的铁盒，“这是我五十年攒下的，十二万。加上明远的二十三万，做启动资金。路，我带头修。我七十三了，但还能挥得动镐头。”
铁盒打开，里面是整整齐齐的纸币，最下面压着一枚解放奖章，一枚抗美援朝纪念章，一枚边境自卫反击战纪念章。三枚奖章，三代人。
会散了，人走了。赵明远看着地图上那条要修的路，它经过太爷爷跳崖的山下，经过爷爷刻石的江边，经过父亲站岗的哨所。这不是一条路，这是一条用脚印连起来的家史。
第二天清晨，赵守疆敲响了村头那口废弃多年的铁钟。钟声在薄雾中传得很远，惊起江边的水鸟。老人们拄着拐杖来了，妇女抱着孩子来了，最后连在县城打工的两个年轻人也回来了——赵明远的发小，听说他要修路，辞了工。
“乡亲们，”赵明远站在磨盘上，“这条路，不是修给外人看的。是修给我们自己，修给子孙后代。路通了，大豆能运出去，日子才能好。咱们村，不能就这么没了。”
人群沉默。一个老太太颤巍巍地问：“明远，你当了支书，咱们村能像电视里那样，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吗？”
“能。”赵明远说得斩钉截铁，“但得先有路。有了路，才有电，才有网，才有学校有新老师。咱们村，要成边境线上最亮的那颗星。”
“那还等啥？”赵守疆扛起一把铁锨，“我打头，在我倒下的地方，你们接着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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