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石板路被雨水泡得发黑，缝隙里钻出细弱的蕨类，叶尖悬着将坠未坠的水珠。陈砚蹲在村口老槐树下，用指甲抠着树皮上一道歪斜的刻痕——“陈砚12岁”“林晚11岁”，底下还画了颗歪扭的心，心尖戳破树皮，渗出微褐的汁液，像一滴凝固多年的血。
他指尖停住。
二十年了。
槐树比从前粗了三圈，枝干虬结如老人手背暴起的筋络；而那刻痕，早已被年轮裹进深处，只余一道浅浅的凹陷，仿佛土地记得一切，却从不声张。
林晚就是在这棵树下消失的。
不是戏剧性的离别，没有撕扯，没有哭喊。只是1998年夏末一个闷热的午后，蝉声稠得化不开，她背着褪色的蓝布书包，站在树影边缘，朝他挥了挥手。阳光穿过槐叶，在她额前碎发上跳动，像一小簇不肯熄灭的火苗。她说：“我走了，去县里念中专。”声音很轻，轻得几乎被蝉鸣吞没。陈砚点头，手里攥着刚摘的两颗青梅，酸涩的汁水已洇透掌心。他没问她什么时候回来，也没说“我等你”。那时他们才十七岁，连“等”字都太重，压不住少年单薄的肩膀。
她转身走了。蓝布书包在身后一颠一颠，像一只不肯停歇的鸟。
陈砚一直站着，直到那抹蓝色融进远处晒场扬起的尘雾里，才低头咬了一口青梅——酸得眼眶发烫，却没流一滴泪。
——
二〇二三年秋，陈砚回到青禾村。
不是衣锦还乡。他卖掉了城里的小公寓，退了设计公司合伙人身份，只带一只旧帆布箱和一台落灰的胶片相机。箱底压着三本硬壳笔记本，封皮磨损，边角卷翘，内页密密麻麻全是铅笔速写：晾在竹竿上的靛蓝土布、灶膛里跃动的橘红火舌、田埂上赤脚踩出的湿印、还有林晚——不同年纪的林晚：扎羊角辫蹲在溪边捞蝌蚪的，初中校服袖子挽到小臂、踮脚够柿子枝的，高中毕业照里微微侧脸、耳垂上一枚小小的银丁香……每一页右下角都标着日期，最晚的一笔停在二〇〇一年四月十七日，那天他收到她寄来的最后一封信，信纸薄如蝉翼，字迹清瘦：“砚，我订婚了。新郎是县医院的医生。勿念。”
信封背面，她用铅笔补了一行小字：“槐树今年结果了吗？”
他没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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