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灰。
我靠着一棵枯松喘气，雪越下越大，视线模糊。就在这时，远处雪幕里浮出一个黑点，越来越近，是林砚。他没穿棉袄，只套着件旧夹克，怀里紧紧搂着一只搪瓷缸，热气在冷空气里蒸腾成一小团白雾。
“傻站着干什么？”他声音发紧，把搪瓷缸塞进我怀里。我捧着，烫得一缩，掀开盖子——是姜糖水，红糖熬得浓稠，姜丝浮沉，热气裹着辛辣直冲鼻腔。他蹲下来，解开我湿透的鞋带，手指冻得通红，却固执地托住我的脚踝，轻轻揉搓：“骨头没伤，淤血得活开。”他掌心粗粝，带着常年握锄、翻土、捏秧苗留下的茧，那温度却像一小簇火，沿着脚踝往上烧，一直烧到心口。
我盯着他低垂的眉骨，忽然开口：“林砚，你以后……真要去省城？”
他动作顿了顿，没抬头：“农科院招人，笔试过了。”
“那……还回来吗？”
雪落在他睫毛上，化成细小的水珠。他终于抬眼，目光沉静，像雪后初晴的坳底潭水：“阿沅，土地不会走。人走了，脚印还在。只要脚印还在，我就算在千里之外，也是青芦坳的人。”
我没说话，只是把脸埋进搪瓷缸升腾的热气里，任那辛辣的暖意糊住眼睛。
第二年开春，他果然走了。走那天我没去送，独自去了晒谷场。场边那排老槐刚抽新芽，嫩绿怯生生的。我坐在他常坐的位置，掏出蓝布面笔记本，翻到空白页，用铅笔写：
【今日，林砚离坳。
晨雾未散，他背影融进山口白霭里，像一滴墨坠入清水，无声无痕。
可我知道，他带走的，不过是行李；
留下的是：
三月二十一日，东垄油菜初花，蝶少，蜂多；
四月初七，西沟渠水位涨至第三道石阶；
还有，他教我辨认的，每一粒稻种腹白的弧度。
——沅】
我合上本子，听见身后传来窸窣声。回头，是村里的老牛倌，牵着牛慢慢踱过来，烟斗明明灭灭。“丫头，”他吐出一口白气，“砚娃子临走前，托我把这个给你。”他递来一只粗陶小罐，封口用蜡泥严严实实糊着。我抠开蜡泥，掀开盖子——里面不是药，不是糖，是一小撮泥土，深褐近黑，湿润，泛着微光，混着几星细碎的稻壳与半粒干瘪的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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