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公英解毒，车前草利尿……陈砚蹲在不远处，帮孩子们把挖出的野菜根须上的泥刮干净，再教他们怎么把嫩叶掐下来，码进小竹篮。
领导问：“林老师，您觉得乡土教育，核心是什么？”
我看着陈砚沾着泥的侧脸，说：“是让孩子知道，自己是从哪块土里长出来的。根在哪，心才不飘。”
领导点点头，又问陈砚：“陈老师，您放弃省城机会，扎根乡村教育，后悔过吗？”
陈砚直起身，拍掉裤腿上的土，望向远处起伏的山峦，那里有我们修了一半的路，弯弯曲曲，却执拗地向前延伸。
“不后悔。”他说，“土地记得所有俯身的人。它不说话，可它把人种进自己身体里，长成树，开出花，结出果——果熟了，自然会落回土上。”
那年腊月廿三，小年。
我们修的路，通了。
第一台手扶拖拉机突突地开上田埂，排气管喷着白烟，震得路边野菊簌簌抖落花瓣。全村人跟着跑，老人拄拐，孩子骑在大人肩膀上，笑声撞在山壁上，嗡嗡回响。陈砚站在路中央，没笑，只是抬起手，抹了把脸，指缝里全是泥。
我站在人群后面，看着他。他忽然转过头，目光穿过攒动的人头，稳稳落在我脸上。然后，他慢慢抬起右手，食指和中指并拢，朝我敬了个礼。
不是军人的礼，是教师的礼——掌心朝外，指尖抵着眉骨，庄重，安静，像把整个青石坳的晨光，都捧到了我眼前。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有些情，不必说出口。它早已长进血脉，成了呼吸，成了心跳，成了每一次俯身时，土地托住我的那股力。
可土地记得所有俯身的人，也记得所有离开的人。
1995年春，我二十三岁。
乡里突然通知，因“教育资源整合”，中心幼儿园要撤并，所有教师需参加县里统一招考，择优留任。我考了，笔试第一，面试却卡在“普通话二级甲等”——我乡音太重，卷舌音发不准，评委皱着眉，在“语言表达”栏打了低分。
我落选了。
那天傍晚，我独自走到新修的田埂路上，一直走到尽头。路在这里断了，前面是陡坡，再往上，就是陈砚家的老屋。夕阳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一直伸进坡上的桃林里。
陈砚找到我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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