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便开始接触这些人事，甚至这些人事就是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常年耳濡目染下来，如果连基础的政务处理都还不合格，那他就不是能力不行，而是智力不行！
开元天宝时期一大批财政和事务性人才陆续受到重用，这其中尤以宇文融最为具有标志性，以至于有开元一朝言利得幸始自宇文融。其后的财政型官员杨慎矜、韦坚、王鉷、杨国忠等，也都被认为是踵其迹而出。
恰好开元政坛又有以张说、张九龄为首的文人群体异常活跃，两类身份之人在政坛当中难免会产生利益的碰撞与权力的摩擦。但引起他们产生矛盾与斗争的深层和根本原因，绝对不是所谓的文学与吏治。
这些所谓的吏治人才当中，除了宇文融、裴耀卿他们的改革和所推动的事情是真真正正触及到社会根本问题，对国力与社会有着整体性的推动与改善之外。其他的有一个算一个，路都越走越歪，多以盘剥为能，只会贿上求宠，他们根本不配跟宇文融、裴耀卿混为一谈。
把这些人引入吏治概念之下，去讨论文学与吏治之争，既是对文学的侮辱，也是对吏治的侮辱！
再来说文学，这派观点认为太平盛世中君主好大喜功，往往要粉饰文治。
这无疑也是非常狭隘的，将文治当作君主个人出于功业欲望而推动的事业，完全没有提及文治对社会整体带来的改善以及对意识形态建设不可取代的推动作用。
我们要先了解一个情况，何谓盛唐？盛唐这个概念首先是用来描述唐代的诗歌文学等各种文化的丰硕成果，而后才渐渐兼具了史学概念。
在隋唐大一统帝国形成以前，是持续几百年的南北朝大乱世，社会长期处于分裂动荡之中，自然也就谈不上所谓的文治。
所谓的经史义理，士族家事而已，文化得不到广泛的传播，普通民众也很难顺利接触到文化。当然在当时巨大的生存压力面前，获取文化也并非一个迫切的问题。
但是随着隋唐帝国完成统一，文化的正本溯源、汇总整合以及广泛传播，也是政权中枢不可回避的责任。而在这当中，盛唐开元时期以集贤学士为代表的修书活动也是持续时间最长、成果最为卓著的一个时期，不只在唐代，在整个古代史当中都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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