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这又是一次官方与民间对「汉奸」不同定义的碰撞。
民间对「汉奸」的定义只有一个——替异族统治效力并压迫本族同胞者，皆为汉奸。
因此，松藩镇总兵钱世昌尽管英勇善战，但绝对符合百姓心中对汉奸最朴实的认知，也绝对没有资格指称敢于反抗满清统治的本族同胞为汉人奸贼。
或许，钱总兵心中未必不清楚自己才是真正的汉奸，只是因为潜意识排斥不敢承认，因为那样会彻底颠覆他的三观和所接受的殖民教育。
一百五十多年的殖民教育，断掉的不仅是汉族的传承，更是汉族的脊梁以及历史。
洪宝不是吃饱了撑的要劝降钱世昌，只因军师姚之富下了命令，要求破城之后尽量活捉城中的汉人官员，之后对这帮官员进行劝降。
姚之富下这道命令除了想千金买马骨，以便白莲教接下来能兵不血刃占领全川外，也是因为白莲教的政权建设需要大量汉族士绅加入。想要在最短时间内稳定四川局面，使四川成为抗清的大后方、根据地，俘虏的清朝官员就是最好的帮手。
同时，大量吸纳降官、士绅加入政权，也能淡化白莲教的宗教色彩，同时倒逼白莲教内部实现「正规化」，如元末的龙凤政权源于明教却最终演变为明朝的根本原因，就是吸纳了大量读书人和替元朝做事的汉族官绅加入，而不是继续沿用之前宗教的那一套班底。
说白了，打天下和治天下的区别。
打天下，可以大字不识一个；治天下，非读书人不可。
由于白莲教入川以来因是无后方的流动作战，导致缺少后勤补给不不靠劫掠补充，为此祸害了不少地方，极其不民心，但那是没有办法的事。如今接连大胜，已有占据全川之势，势必就要改弦易辙、亡羊补牢，否则，依旧是无根之萍，长久不了。
姚之富正因看出这一点，才想到劝降被抓的清朝官员，有了这些官员的合作就能很好地控制地方，同时给士绅读书人立个榜样吸引他们来投。
被活捉的不仅仅是松藩镇总兵钱世昌，还有突围未能成功的四川布政使杨揆、四川粮道周文焯、盐法道张可久、简州知州刘梦兰、同知吴承恩等在任官员三十八人，另有候补道员一人，候补知府三人、候补知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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