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殖，不仅仅是垦荒，更是与天争命。
春涝、夏旱、秋冷，稍有懈怠就可能颗粒无收。
还有源源不断涌入的移民，嗷嗷待哺的工业，以及上官下达的诸多目标和任务，让所有拓殖屯民无不处于劳碌之中。
这种生存压力，成了击碎刘文成“士农工商”等级观念的重锤。
站在热火朝天的垦殖田地里，心中所念“读书人弯腰刨土，有辱斯文”想法在渐渐褪去。
因为，他发现不仅屯长周作民读过十余年的书本，乃是新华“国子监”--新洲管理培训学院结业的“读书人”，就连被他当做粗鄙之辈的民兵队长张大河竟也粗通文墨，看得懂文书，写得了报告。
而他们却终日穿行于田地泥沼之中，诸多“细作”、“粗作”活计也做得得心应手，极为熟稔，但却未曾表露任何读书人的高傲。
“在这里，能让地里的庄稼活了，让更多的移民吃饱肚子，才是真本事！”周作民曾如是说道。
某个晚上，刘文成在工作笔记里划掉了“士者劳心，农者劳力”，改成了“仓廪实而知礼节，先有仓廪，后有礼节”。
在物资贫瘠、生产不丰的拓殖区，蛮荒的土地上养不起“礼义”，活下去的务实计算，才是最实在的“德政”。
在合湾屯，那些看似琐碎的数字，其实是一个个移民的生计和希望。
他曾经鄙夷的“胥吏杂役之事“，才是新华治理的根基。
在新华做官，似乎跟大明的情形迥然相异。
“垦荒之道，非在文章，而在手足；治屯之要，非在教化，而在衣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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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