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传统的耕作、渔猎、伐木、采矿，还是新兴工厂所需的手艺劳作（工作证明）。
只有通过层层审核，证明自己既「可沟通」、又「可同化」、且「可利用」的土著，才能最终被允许「入籍」，获得那枚象征身份转变的铭牌。
这套考核标准颇为系统，核心在于评估申请者是否具备融入新华社会的基本条件与「意愿」。
在新华建国早期，由于作为政权基本盘的汉人移民总数尚不庞大，出于巩固主体民族优势、确保文化主导权及社会整合可控的考虑，政府对土著归化的态度是「积极甄选，严格控制数量」。
多年来，归化土著的总数始终被谨慎地控制在全国人口的大约10%左右。
这一时期归化的对象，主要集中于三类：一是自从小接受新华系统性汉文化教育的土著青少年：二是与新华移民通婚的女子：三是长期生活于移民社区、关系密切、已被高度同化的「熟番」。
随著新华国力日增，通过自然繁衍与持续移民，总人口快速攀升至七八十万规模，政府的归化政策也出现了渐进式的放宽。
更多长期与新华国民比邻而居、生产方式与文化习惯已深受影响的「熟番」社群，被成批次地纳入考核与归化程序，归化土著的总数随之缓慢而稳定地增长。
在中枢与地方主政者看来，适量吸纳归化土著具有多重战略益处。
要知道，蛮荒地区的拓殖开发对人力的需求是非常巨大的，而归化土著能迅速补充农业、矿业、林业等基础行业的劳力。
而且，有了这些熟悉当地环境、具有特定生存技能的归化民，是向更偏远的内陆地区拓展屯垦、建立据点的有效辅助力量。
另外，给予部分合作程度高的土著以国民待遇，能起到示范效应，减少族群间的摩擦，软化周边部族的抗拒行为，有利于新华境内的长治久安。
更重要的是，中枢执政阶层对华夏文明抱有强大信心。
他们认为，以当前国内越来越大的人口基数，其中占据绝对文化优势的华夏移民及其后裔是坚实主体，辅以日益完善、覆盖城乡的国民教育体系，以及强大的国家治理与社会组织能力，完全有能力将数万乃至十数万归化土著及其后代彻底「消化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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