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役。
父亲称之为「为吕宋的大开发贡献其最后的余生之力」。
不过，对于父亲如此激进甚至可以说是酷烈的政策，拓殖区专员公署内部并非没有异议。
一些后来归附的、原大明时期的旧式文人和地方豪强出身的官员，便时常私下议论。
一位留著山羊胡的老移民曾在一次非正式议事时慨然陈词：「专员大人明鉴，对待土著，是否不该一味施以如此酷烈之手段？圣人有云，「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
「我吕宋拓殖区是否更应施以怀柔，渐以德治感化，使其渐染华风，化夷为夏，最终成为我治下驯良百姓。」
「如此一来，既能大增丁口劳力，亦可借助其熟悉地理之便，加快我拓殖区之开发进度，岂非两全其美之策？」
这些言论，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们过去的经历和长期形成的特定心态。
在西班牙人统治吕宋的漫长岁月里，寄居于此的华人，绝大多数都抱持著「客居」的心理。
他们远离故土，势单力薄，面对西班牙殖民政府和凶悍的土著，往往选择逆来顺受，谨小慎微，只求能安稳度日。
他们辛勤地经营著小本生意，小心翼翼地开垦著小块的土地，努力积累著微薄的财富0
即便遭遇到西班牙官吏的严苛压制以及名目繁多的重税盘剥，甚至隔壁土著邻居的日常欺凌和挑衅，他们也多半选择忍气吞声，息事宁人，步步退让。
他们天真地以为，凭借自己的勤劳、忍耐和不断的委曲求全，总能换取殖民者和土著居民的一点点认同，换来一块可以容身的狭小空间。
然而，历史给了他们最惨痛的血腥教训。
就在过去短短四十余年间，吕宋便连续发生了两次针对华人的、有组织的大规模屠杀事件（即1603年与1639年）。
数以万计的同胞被残酷屠戮，他们辛苦积累的所有财富也被掠夺一空。
而尤其令人心寒的是，那些平日里看似还能和平共处、甚至偶尔流露出几分「温顺」的土著，在西班牙人的鼓动、纵容或许以重利的诱惑下，往往成为大屠杀中最凶残的急先锋。
他们动起刀子来，有时比西班牙士兵更加狠毒，在抢夺起华人的店铺和家宅时，那份贪婪和彻底，更是有过之而无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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