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如何对待家中多出来的两位成员这件事，米哈伊尔暂时还没什么头绪，虽然也有思考过要不要教一教读书写字什么的，但姑且还是相处一阵然后观察一下性格以及感兴趣的东西吧。
再就是有些时候人性这种东西确实很复杂，就像帕纳耶娃他们家里有一位十六岁左右的童仆，这是一位父母双亡的孤儿，他还年幼时帕纳耶娃便收养了他。尽管帕纳耶娃在他身上花了很多功夫，教他读书写字，在他生病的时候照料他。
但这位童仆还是不可救药地变成了一位少爷，有时他延迟开饭，只因为他一定要把头发卷好才肯在餐桌旁边露面；如果洗衣女工没有浆好他的衬衣，他就骂她；他也不愿意洗刀叉，因为他认为那会把他的手弄得粗糙难看。以至于去帕纳耶夫家做客的一位先生给他起了一个“男爵”的外号。
而到了后来形势比较严峻的时期，便有人吓唬他，责令他将帕纳耶夫家每天发生的事情一一汇报上来，而他在恐惧之下也真就这么干了。
总之既然米哈伊尔在这个时代干的事情不怎么政治正确，那肯定还是要长个心眼，在这样一个几乎可以仅凭怀疑就可以逮捕乃至流放一个人的时代，一旦重拳砸下，基本上也是人人自危，生怕受到一点牵连导致自己也锒铛入狱。
毕竟就西伯利亚那鬼地方，死了才是常态，活下来的都是服役时间短亦或者身体和运气特别好的人。
在这方面文学界其实也是如此，真正的硬骨头只能说算少数，就像米哈伊尔他们如今这个圈子里的一位叫包特金的先生，跟别林斯基、帕纳耶夫他们的关系还算不错，但等到后面老陀的案件事发后，他忽然以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定会连累他，以为人家可能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件中找到一两年前包特金写给他的一张便条，于是咬牙切齿地说：
“不把熟人写来的便条销毁是阴险的、卑鄙的。你随便拿自己去冒多大的险都行，可是决不要把旁人牵连到你的案子里。”
同时他也害怕留在莫斯科，因为有一次当许多青年在一个人家里聚会的时候，他偏巧对一八四八年的巴黎革命表示过欢迎，从而在别人心目中成了民主主义者。
“我现在真怕这些毛孩子，”他说，“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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