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剩，在我们县城稀缺，我运回去是调剂余缺，符合政策导向。”
海关人员被他说动，最终放行了。
百货店一开张，果然火了。
电子表卖十五块一只，进价才三块；蛤蟆镜更是被年轻人抢着要，原价八块，被炒到二十块。
纪君善却没趁机抬价，反而规定：“每人限购一件，保证人人都能买到。”
他有自己的盘算：口碑比短期利润重要。果然，“新潮百货”的名声传开了，周边县城的人都来进货，他顺势做起了批发，利润比零售还高。
开学的时候，他请杨阿四帮他看店。
与此同时，他在县城的生意也进入了“滚雪球”模式：百货店开了三家分店，罐头代理扩展到五个地区，运输队专门给他跑货运，甚至连县印刷厂都成了他的合作伙伴——帮他印罐头包装和租车点的收据。
有一次，他听说国家要发行国库券，利息比银行存款高。
当时很多人不懂国库券，觉得不如现金实在。
纪君善却在经济学课上学过：国库券可以流通，还能抵押。
他果断拿出所有积蓄，又动员家里人和村民们买下十万块国库券，说：“这东西比钱还值钱，以后准能翻倍。”
别人都笑他疯了，他却沉得住气。
一年后，国库券果然开始在市场上流通，价格一路上涨。
纪君善在涨到原价的一点五倍时全部出手，光这一笔就赚了五万块。
不仅如此，他蹲在县电影院门口看了三天发现一个规律：每天下午场的电影散场后，总有一群年轻人围着卖冰棍的小贩闲聊，嘴里念叨着“要是能听首邓丽君的歌就好了”。
那时候邓丽君的磁带在县城还属“稀罕物”，供销社偶尔进货，刚摆上货架就被抢空。
纪君善心里一动：他可以搞精神需求。
他又揣着钱直奔广州。
在广州的“清平市场”，他第一次见到成箱的磁带、录音机，还有花花绿绿的港台杂志。
一个戴蛤蟆镜的摊主告诉他：“邓丽君、刘文正的磁带最俏，北方人爱听。”
纪君善没敢多买，先批了五十盘磁带、十台“燕舞”牌录音机。
运回县城时，他没直接摆摊，而是找了县文化宫的老主任：“我想搞个‘音乐茶座’，租给年轻人听磁带，每小时收五毛钱，利润跟文化宫三七分。”
老主任起初怕“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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