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走入军营，开始了训练。
不过，到了次年，日军就彻底的蔫了，因此大部分青年军并未走上战场——而在抗战结束后，社会各界对国民党将大量知识青年困在军营的行为表示了不满，毕竟此时我国才从战火中平息，这些高文化的青年是建设的主力。
因为社会各界压力颇重，国民政府不得履行承诺（青年军组建的时候，国民政府承诺“抗战后求学就业”）青年军便开始了大规模的复员。
当时还成立了青年军复员管理处——按照国民政府惯例，“冠名”的正职一般都是幌子，陈处长自然如此，蒋副处长则实际负责复员管理处。
要说国民政府的诚意吧，那是有的。
青年军复员之初，整整八万青年就复员了，人数高达青年军的九成之多，仅保留了一定量的骨干，九个师缩编成了六个旅。
诚意满满是不是？
结果，内战一爆发，国民政府就着手开始了青年军二期的招募工作——等到去年在战场是接连吃亏后，青年军复员后保持的六个旅，再度反复成为了九个师的规模。
相较于交警总队这一支“假”东宫六率，青年军才是处长正儿八经的嫡系的力量，在青年军的扩编过程中，处长也由之前的政工负责人，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幕后掌控者和精神领袖。
而在青年军扩编为军之际，在青年军招纳人手的过程中，有留学经验的处长，决定在青年的框架下，在建一支“特种”意义上的力量。
而这便是戡乱总队。
1948年1月底至2月底，戡乱建国干部训练班在孝陵卫进行训练，受训成员约1300人。
三月初，这支力量在完训以后，便奔赴了苏北、皖南、鲁南等国共拉锯的战略枢纽。
张安平不是没打过戡乱总队的主意，但戡乱总队的成员，基本都是从青年军中抽调的，且这还是处长直接负责的一支力量，他作为保密局的副局长，自然是不好将手伸过去的。
手不好伸过去，可对其情报的搜集却从没有落下，甚至在戡乱总队奔赴苏北等地后，张安平不仅密令二号情报组严厉监控，且还通过上级向当地的地下党发出了示警。
相较于本就拥有特权的保密局和党通局，戡乱总队因为处长的缘故，拥有的职权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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