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台的军民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劳动力略过剩，找工作不容易，工人不敢轻易离职。
而南越的年轻男性随时可能被法军或越盟征召入伍，导致劳动力流失；西贡等地的工会活动活跃，且常常与民族独立运动或共产主义运动相联系，罢工和怠工时有发生；工人往返工厂和家的途中可能遭遇战火或盘查，缺勤率高。
两相对比，台湾提供了高度可控和顺从的劳动力，而南越的劳动力则充满不确定性；在南越设厂的“风险溢价”成本是天文数字，这笔无形成本远超工人的工资。
另外，台湾的劳动力在教育和技术基础上远胜于南越；台湾的间接成本是“行政性”的，而南越的则是“生存性”的，后者更不可控。
1951年的当下，一个理性的投资者，在对比两地后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台湾。
南越的工人成本被战争的巨大风险无限放大，使其成为一个无法进行有效长期投资的地方。而台湾，尽管处于政治高压和物资匮乏中，但其稳定的社会秩序和有纪律的劳动力，为即将到来的经济起飞提供了最关键的土壤。
“去南越招商这件事政治意味太浓了，自己不好出面，但也不能只扮演幕后军师的角色，必须打上冼字标签，王右家，王右家……”
冼耀文嘴里反复咀嚼着“王右家”的名字，将她定为操作这件事的第一人选。
经过了许久的斟酌权衡，他定下了做事的调子。
出了隔间，来到吧台，给了王朝云一个拥抱，又在她脸颊上亲了一口，“五点半来接你，我们去大正町的料亭吃晚饭。”
再次感觉到关系被公开的暗示，王朝云喜上眉梢，“吃会席料理吗？”
“嗯。”冼耀文轻抚王朝云的后腰，“你先打电话预定。”
“哈依。”
冼耀文松开王朝云，“我去做事。”
王朝云贤惠地送冼耀文出门口，目送着车子驶远。
迪化街是台北食品厂集中地，沿街的闽南或巴洛克式骑楼里分布着不少食品加工厂，基本是前店后厂的格局，沿街的铺位展示商品，接待批发和零售客户，后面的屋里机器声轰鸣，飘荡着食物的香味和腥味。
牡丹糖果隐于其中，在位置不算好的角落，三米五的门面，一米五悬着糖果珠串门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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