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耀文的应对，令钟成坤意想不到，却也是心生好感。
钟成坤的父亲本是九龙仓的一个苦力头，从潮州老家雇人来港打工，也负责监管这些咕喱在香港的生活，从中向咕喱征收人头费。
说白了就是中介，人头费通常为苦力收入的二分之一至五分之一不等，见人下菜，用后世的眼光看，这妥妥是黑中介，但放在世纪初，也可以说是活命之恩。
如今，香港、南洋遍地潮州商人，潮州籍富人如过江之鲫，对这种现象深挖内在原因，追根溯源，可以很轻易得出一个结果——潮州穷，留在家乡没活路，潮州人用血泪蹚出一条艰难的下南洋之路，其中佼佼者才能脱颖而出。
甭管钟父的人头费收的有多黑，至少为自己的潮州老乡实现走出来、能吃饱这两步，后面如何，只能看自己的机缘和能力。
正因如此，钟父的苦力头当的有声有色，从九龙仓慢慢闯出名堂，其后身兼渣甸糖厂和尖沙咀货仓苦力头，并担任九龙持牌人力车苦力的工头，后面更是成立了自己的人力车铺，为钟家的拉人运输为主业定下基调。
钟父走得早，钟成坤五岁时就成了没有父亲的孩子，好在钟母一介女流却是目光深远，将人力车铺授权给小叔子管理，只求能分到够活命和培养儿子的费用。
钟成坤在皇仁书院学习英文，又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深造，求学期间还短暂跟随孙中山干过革命，二十岁回港接手家族事业。
钟成坤十八岁时，钟母已经为他开始铺路，一纸诉状将小叔子告上法庭，将之前的授权书作废，钟成坤回港前的数月，官司刚刚胜诉。
钟成坤接手人力车铺之时，正是人力车发展到巅峰的时候，当时人力车仍然是香港重要的陆上公共交通工具，警队在1921年就选择于九龙和新九龙五个公共人力车站铺设电话，其中一个设于钟成坤经营的广东道人力车铺。
虽然如此，随着汽车的逐渐普及，再加上九龙巴士和启德客车分别在1921年和1923年成立，为九龙地区提供公共巴士服务，对人力车业务日益构成明显的竞争。
有见及此，钟成坤积极计划在公共巴士市场上分一杯羹，并于1923年9月2日连同合伙人在红磡共同创立华夏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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