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秦浩和赵亚静几乎把全部的精力都倾注在了香港市场。他们像两台不知疲倦的引擎，在香港岛和九龙半岛之间穿梭，选址、谈判、装修、培训、开业、运营……每一个环节都严格把关。一个月里，大概只有月底结账和补充调拨广州资源时，才会抽出一两天时间，匆匆飞回广州一趟。
这种“重港轻广”的策略，在某种程度上，也得益于1981年内地的商业环境尚不发达。改革开放的春风虽然已经吹拂，但坚冰的融化需要过程。
私人经营的门槛依然很高，各种物资的采购、流通受到计划体制和票证制度的严格限制。即便有人眼红“汉堡王”在广州的火爆生意，想要模仿跟风，光是稳定、足量地采购到鸡肉、面粉、食用油、包装纸等原材料这一关，就足以把绝大多数潜在的竞争对手挡在门外。
而那些真正有关系、有能力搞到紧俏物资的人，眼光往往又更高。他们更倾向于利用手中的权力或关系，去倒卖批文、指标，或者从事利润更高、来钱更快的贸易，比如电器、服装、甚至钢材、水泥等生产资料。
在他们看来，开餐馆？哪怕是生意不错的快餐店，也是一门辛苦活，利润虽稳定但增长有限，还要面对繁琐的管理和竞争，远不如“卖批条”或者“对缝”来得轻松暴利。因此，“汉堡王”在广州虽然一枝独秀，却暂时没有遇到太强劲的直接模仿者，市场地位相对稳固。
留守广州的谢志强的日子，过得也是相当惬意。他的主要工作，就是每天轮流去八家门店转一圈，收齐当天的营业款，核对一下收银记录和物料消耗单，然后把现金汇总，存入指定的银行账户。
月底，他再把八家店的账目整理清楚，做成简单的报表，等秦浩和赵亚静回来时，一并交上，接受“审计”。门店的具体经营管理，不归他管，全权交给各个店长，只偶尔帮忙协调一下各家店之间的人员调配或者紧急补货。
这份工作既不繁重，又手握一定的财权，还能享受到“秦老板亲信”的待遇，被各店员工恭敬地叫着“谢经理”或“谢哥”，谢志强简直不能再满意。这比在街道小工厂里混日子，或者回北京在胡同里晃荡，要有意思得多。
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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