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消息？”
孙连成在电话那头停了一拍。以他对苏哲的了解，这个反问要么是真不知道，要么是知道了装不知道。但两种情况的应对方式一样——他不能在电话里把话说破。
“那没事了。你忙。改天喝茶。”
挂了。苏哲继续审费用明细。危废外运的特种车辆费用他画了个圈——京海自己有没有符合资质的运输车？调用自有资源至少能省三十万。
他把这个问题批注在文件边上，让林锐转给环保局去核实。
下午三点。第二个电话来了。
这个来电人比孙连成微妙得多。
省公安厅厅长、副省长祁同伟。
祁同伟的电话通常不会打给苏哲——两人之间的关系谈不上好也谈不上坏，属于省委层面的同事关系，各自有各自的盘子。祁同伟管全省公安和政法，苏哲管京海的一亩三分地，交集有限。
“苏市长，最近忙什么呢？”
祁同伟的声音温和——过于温和了。苏哲认识他五年，这种温度的祁同伟出现在电话里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在拉关系，要么是在设伏。
“忙凤栖的事。”苏哲照实说。
“凤栖那个污染案是吧？田国富那边进展怎么样了？”
苏哲的耳朵竖了一下。祁同伟问田国富——这个跨界跨得有点大。副省长兼公安厅长问纪委书记的案子进度，正常渠道是走不通的，除非他有别的信息来源。
“这个您得问田书记。我跟案子划了边界。”
祁同伟“嗯”了一声。不急不缓的“嗯”。
“苏市长啊，你在京海这几年，成绩有目共睹。整个省里没人不服。但话说回来——”
来了。苏哲把笔搁在文件上。
“京海那些项目，盘古系统也好，全固态电池也好，深海装备也好——你亲手搭的班子、调的人、定的方向。换个人来，不见得接得住。”
苏哲等了一秒。祁同伟没有继续，显然是在等回应。
“祁省长说得对。所以我最近在做制度化建设。”
电话那头的呼吸节奏变了——微调，很短。祁同伟是个精明人，“制度化建设”这四个字他听懂了含义：苏哲在给项目做“去苏哲化”处理。如果一套体系可以脱离创建者独立运行，那创建者就有了移动的自由度。
这不是一个不想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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