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斯沃琪。
然后是几条边角料一样的信息：
1982年，获英女王授勋OBE(官佐勋章)。
1983年，接受《时代》周刊专访，成为年度封面人物之一。
再然后——
科尔曼的手停住了。
最后一行字：
“据其剑桥同学回忆，邵维鼎在学期间浪荡无形，却早早布局收购了宝珀以及雅典两家钟表厂以及一切商标。”
1978年。
那时候邵维鼎才刚刚成年吧？
就已经瞄准了奢侈品钟表市场，还真是个妖孽！
科尔曼慢慢放下传真纸。
他忽然觉得有些冷。
不是因为空调，是因为那张墙上微笑的照片，此刻看起来有了别的意味。
不是商业天才。
是预言家。
或者——
他没敢继续想下去。
第五天。
凌晨三点，科尔曼终于敲完了最后一个字。
他站起来，走到窗边，推开窗户。
伦敦金融城的夜风吹进来，带着泰晤士河的水汽，和远处酒吧里隐隐传来的喧嚣。
他回头看了一眼桌上那叠厚厚的稿纸，足足四十七页。
标题写在第一页正中：
【做空港币背后的庞大帝国】
副标题：独家调查·从一场金融风暴窥见东方新秩序的崛起
他点了支烟，慢慢抽着。
明天这篇文章送到报社，他知道会发生什么。
主编会看呆，会犹豫，会打电话给高层确认能不能发。
然后他们会发。
因为这是《金融时报》，因为这是伦敦，因为他们不能装作看不见。
但发出来之后呢？
那些在爆仓中倾家荡产的基金，那些在这张网里被猎杀的投机者，那些输了钱正在找替罪羊的大人物——他们会怎么反应？
科尔曼不知道。
他只知道，作为一名记者，他不能不写。
烟抽完了。
他把烟蒂按灭在窗台上，转身走回桌前，开始收拾那堆资料。
忽然，他看见最底下压着一张纸，是港岛朋友附带的，没在正文里用的边角料。
他抽出来看。
是邵维鼎几年前接受港岛《信报》采访时说的一段话，很短：
“我从来不觉得自己在下棋。我只是在造一艘船。
船造好了，该上船的人自然会来，该被浪冲走的人自然会走。
至于浪什么时候来，那不是我能决定的，但我能决定船往哪个方向开。”
科尔曼盯着这段话，看了很久。
然后他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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