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承宗作为天启、崇祯两代帝师，门生故吏遍布朝野，政治根基深厚。
虽两度被罢，但声望无损，始终是朝廷在危难时的最后依仗。
而袁可立则是因屡次触怒阉党（如反对为魏忠贤建生祠）而被迫提前去职，政治生命较短，这么看是刚直有余，权谋不足。
四是遗产与历史影响。
孙承宗的关宁锦防线成为大明抵御后金的战略支柱，坚守了近二十年，奠定了明末辽东防御的基本盘。
而袁可立的‘以海制陆’的战略尝试和海军建设，随着他的去职而迅速衰落，毛文龙死后东江镇崩溃，登莱水师也在孔有德叛乱中毁灭。
其遗产未能持久，成为昙花一现的奇策。
若是将明末辽东的防御比作一座大厦，那孙承宗是‘总建筑师’，绘制了蓝图，打下了地基，建起了主体结构（关宁防线）。
袁可立则是‘侧翼加固大师’，负责建造了一个精巧而危险的附属翼楼（海上牵制），一度极大分担了主楼的承压。
两人能力高度互补，孙承宗的稳固防线为袁的海上冒险提供了后方基地，袁可立的积极牵制为孙的防线建设赢得了宝贵时间。
但是这里面有两个重大问题，一个是时间节点，一个是当时的局势，谁的方案更符合当时的局势，或者说历史的合理性。
必须将方案嵌入天启年间（1621-1625年）那个特定的时间切面，同时考量明、后金、朝鲜、毛文龙及财政崩溃速度这五个维度的动态博弈。
这个时间节点就是崇祯登基之前。
天启元年，沈阳、辽阳相继失守，辽东经略袁应泰自杀，明军野战能力被证明无法与八旗正面抗衡。
第二，熊廷弼与王化贞经抚不和，广宁之败导致明军彻底退出辽西走廊以东。
第三，毛文龙率百余人夜袭镇江，创造镇江大捷，在敌后开辟东江镇，这是明军唯一在战术上取得主动权的方向。
第四，作为明朝藩属，朝鲜是后金侧翼的巨大隐患。
第五，辽饷加派已开始，大明财政虽然尚未透支到极限，但已经亮红灯了。
综合这五方面的核心矛盾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野战打不过，国土守不住，唯一亮点在海上。
如果从这个结论来看，袁可立的方案更符合当时的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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