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巨大。
“这正是总部派我来的原因之一。”邓恩说，“我可以负责初期的数据整合与比对分析。至少，我们可以先弄清楚，这四个人之间除了都以这种‘特别’的方式死去之外，是否还存在其他交集。”
会议在一种悬而未决的气氛中结束。
邓恩知道，仅凭推理无法说服所有人，他需要更具体的发现。
他被分配到一个临时使用的狭小办公室。房间里只有一张桌子、一台老式电脑和一个档案柜。窗外是停车场，洛杉矶的夕阳将一切都染成橙红色。
他将从三个城市汇集来的电报摘要、初步报告复印件和现场照片在宽大的办公桌上铺开，开始构建一个统一的时间线。没有电脑屏幕的微光，只有台灯下纸张的质感，以及他用铅笔在大幅美国地图上的标记。
首先是最基础的：四名受害者的最后二十四小时。信息零碎而迟滞，依赖于各地警方的电报通报和后续邮寄的笔录副本。
佐藤健一（洛杉矶）：案发前一天正常营业，晚上七点关门后，据常去的日式澡堂店主回忆，他大约八点离开。独自居住，无人在当晚见过他。电报查询洛杉矶电话公司记录显示，其住宅电话在当天下午三点左右接到一通二十七秒的市内通话，主叫号码属于一个公共投币电话，地点在几个街区外。
卡洛·曼奇尼（洛杉矶）：独居老人。邻居回忆案发前一天他在咖啡馆和长椅上的时间与往常无异。其孙子从纽约打来的长途电话记录（由电话公司提供）显示，他们在傍晚有过一次简短通话。
山本达夫（芝加哥）：经营果蔬店，案发前一天有送货商见到他进货。晚上常去的围棋俱乐部负责人证实他当天并未出现，这与习惯不符。对其店铺和住宅电话的检查记录未发现异常通话。
铃木裕（西雅图）：同乡会干事。妻子证实案发前一天下午他们一起购物后，他因“突然头痛”提前回家，取消了晚间活动。
值得注意的是，西雅图警方在其家中发现一张揉皱的便条，上面有一个洛杉矶的电信局号码，经查属于洛杉矶市中心某旅馆大厅的公用电话，通话时间约在案发前三十六小时。
而佐藤健一电话记录中的那个公共电话亭，就在那家旅馆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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