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文福主动去了招待所，出来后被省纪委的人带走了。他带了一个手提袋，里面装了不少材料。”
这条简短的信息，像一盆冰水，把王韦超从头浇到脚。
伍文福和曹刚不同，曹刚是企业的厂长，能接触到的核心信息有限。但伍文福是关山县县长，在关山县工作了六年，与张梓敬共事多年，掌握的情况远比曹刚要全面、深入得多。
而且伍文福是主动投案的，他既然主动走这一步，说明他已经做好了把一切都说出来的准备。
王韦超关上门，重新拨通了那个加密号码。
“你确定伍文福是主动投案的？”
“确定了。招待所的值班服务员亲眼看到他早上六点多就来了，在郭临野的房间里待了将近一个小时，出来时身边跟着省纪委的人。”
王韦超沉默了几秒：“他老家还有没有其他亲属？”
“有一个妹妹，在县中学当老师。还有他表哥孙琦，就是那家建材公司的老板。”
“安排人密切留意。如果他妹妹或者孙琦有动静，第一时间告诉我。”
“明白。”
挂断电话后，王韦超在办公室里来回踱了几步。他试图在脑海中拼凑出伍文福可能供出的信息清单，但越想越觉得脊背发凉。
伍文福知道的事太多了，从宏远矿产的排污细节到张梓敬的受贿记录，从李淮阳的审批违规到周安平的中间人角色，甚至可能还包括他自己曾经参与过的某些“协调会”，这些伍文福都可能交待出来。
他必须做些什么，可此刻的他，像被无形的绳索捆住了手脚，任何主动的动作都可能成为把柄。
桌上那部红色座机安安静静地待着，仿佛连它都在等待某个信号。
王韦超在办公室里坐了一个下午，直到天色彻底暗下来，才起身离开。
江一鸣到达关山县时，已经是上午十点多。
他没有提前通知，也没有走正式的工作通报渠道，只带了一辆公务车。
郭临野在招待所楼下等他，两人握手时没有多余寒暄，直接上了楼。
“伍文福的材料我粗看了一遍，分量很重。”
郭临野把几份重点材料摊开在桌上，用手指点着其中一份：“这是伍文福自己写的记录，时间跨度从五年前一直到现在，一共记录了四十七次与张梓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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