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些许惭愧：“没有。当时王总队长已经在内部会议上定了调子，明确指示按‘连环作案’的方向推进侦查。我那时候只是个勘查组的组长，人微言轻，如果硬要在报告里提出这种指向不同可能性的细节，不仅不会被采纳，反而很可能被扣上一顶‘擅自发挥’、‘干扰侦查方向’的帽子。所以……我选择了保留。”
江一鸣点了点头，脸上并没有流露出责备的神色，也没有说出“你应该坚持”这类站在事后立场上的轻松话语。
在体制内待过足够年头的人都清楚，一旦案子已经被主要领导拍板定下了侦查方向，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共识和路径依赖，下面具体办事的人即便心存疑虑、掌握了不同线索，也很难凭一己之力扭转整个局面，贸然提出异议往往意味着职业生涯的风险。
“其实，当时王厅长之所以不愿意接受这个方向，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
赵建海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似乎在斟酌接下来的措辞是否合适。江一鸣没有催促，只是静静地看着他，等待下文。
赵建海深吸一口气，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才继续说道：“当时第三起命案发生时，王立林亲自带队，第一时间赶到，经过初步勘察后，他当场就判断，这起案件的作案手法与前两起高度相似，应该并案处理。不过，当时由于时间紧，并没有进行更细致的现场取证，所以得出的结论并不是很准确，这个是很常见的事情，问题出就出在这件事受到了上级的高度重视，在我们警方还没有明确结论之前，时任厅长邱大成就一个电话把王立林厅长叫了过去，一起向省领导汇报。”
“汇报会上，王立林就把初步勘察的情况和结论做了简要汇报，省领导当场就拍了板，要求尽快破案。邱厅长就带着王立林回来之后，立刻召开了专案组会议，把省领导的指示传达下去，要求全组上下统一思想，集中力量，按照已经确定的连环作案方向全力攻坚。这样一来，整个专案组的侦查方向就被彻底锁死了，当新的线索出现时，王立林也将其否定了，因为一旦承认新线索可能指向不同方向，就等于变相承认当初向省领导汇报的结论存在偏差，而那时一位副厅长即将退休，而他是呼声最高的接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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