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死刑了。”
“不知道，真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
粟林坤看着她，眼神里满是惋惜：“惠敏，人死了，钱没花完，又有什么意义呢？县里现在给的政策非常宽嘛。昨天一天，就有三个酒厂管委会的干部主动到纪委交代问题。无非就是吃了点回扣，拿了点好处。只要主动坦白，积极退赃，县委都是给政策，给了出路啊。下来啊，组织上还要让他们给你们两口子现身说法。
纪委办案，无非是摆事实、讲政策、算账本，让当事人的同事、单位领导甚至家人轮番上阵，用情理法一点点剥开侥幸心理，都是常规手段。
“你想想你们的孩子。他还在上高一，要是你们两个都进去了，孩子怎么办？以后他的前途怎么办？”
粟林坤苦口婆心地说了一个多小时，从法律讲到政策，从家庭讲到前途。汪惠敏始终低着头，多数时间一言不发，像一尊泥塑一般。
粟林坤知道，这是大多数涉案人员的通病。都抱着侥幸心理，觉得只要自己不开口，组织就拿他们没办法。软对抗，耗时间，等着外面的人来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