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到几位领导，包括于伟正，都微微向前倾了倾身体，显然是来了兴趣。
“具体来说，就是现行的高考时间，与全国绝大多数高校的暑假开始时间，高度重合，甚至完全重叠。”我尽量让自己的表述更严谨，“这就给在校大学生提供了参与替考的客观条件和时间便利。他们放假了，有空闲，有动机，加上我们现有的身份识别技术手段相对落后，主要依靠准考证上的黑白照片和监考人员肉眼识别，这就给有组织、有预谋的替考行为，留下了可钻的空子。这次我们抓到的，以及其他县区发现的替考者，绝大部分都是在校大学生，这很能说明问题。”
我稍微停了停，观察了一下众人的反应。易满达嘴角微微往下撇了撇，似乎觉得我在为曹河开脱。郑红旗则若有所思。
“所以，从长远和根本上看，”我继续道，“要杜绝此类大规模、有组织的替考舞弊，除了加强监管、严肃纪律、严惩腐败这些治标之策外，是否可以考虑从国家层面，对高考时间或者高校暑假时间进行适度的、科学的调整？比如，将高考时间适度提前，避开高校暑假；或者，探索在高考期间，对高校在校生进行更加严格的动态管理，减少其流动性，从源头上压缩替考人员的供给。当然，这涉及到全国性的教育制度安排，牵一发而动全身，实施起来难度非常大，也需要进行充分的科学论证。但我觉得，这个问题值得提出来，供上级领导决策时参考。因为，这可能是治本之策中的一个关键环节。”
说完，我看向了于伟正和王瑞凤。这番话，有点“出格”，把县里的问题引向了国家制度层面。但我必须说，这是曹河“反思”的深度体现。
于伟正听了，没有立刻表态，手指在桌面上轻轻叩了两下，然后看向旁边的王瑞凤：“瑞凤同志，你觉得朝阳同志这个思路怎么样？”
王瑞凤沉吟了一下，开口道：“朝阳同志这个思考角度，有一定道理。确实指出了现行考试安排中的一个潜在风险点。把问题提到制度层面来反思，这种态度我看是积极的，也是深刻的。不过，就像他刚才说的，调整高考时间或者高校假期，是国家级的教育制度设计，我们一个市，甚至一个省，都无权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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