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停在一个正专注刨着木板的老工人身边，拍了拍对方的肩膀，老工人抬头憨厚地笑了笑。“我们就开了个会，定了个土办法：把厂里的场地、原来的部分完好设备，折价算清楚，然后租赁或者承包给原来厂里的老师傅、老职工。让他们自己当老板，自己去找木料，自己去接订单，自己定价，自负盈亏。我们镇上呢，就转变角色，不当‘婆婆’当‘保姆’，只负责维护好园区环境，协调水电，提供点防火防盗的安全服务，收一点点象征性的管理费，主要就是维持园区基本运转。”
“嘿，您还别说，这一搞，真就活了！”陆东坡脸上放出光来，指着周围叮叮当当干活的各个小作坊：“以前是‘要我干’，干好干坏一个样；现在是‘我要干’，干得多挣得多！积极性完全不一样！现在这里聚集了三十多家个体加工户，有的专做家具，有的搞建筑模板，有的做门窗，还有的搞根雕，也有送人最后一程的……百花齐放！去年一年，这里产生的产值、给镇上上交的税收，比原来那个加工厂最红火的时候翻了两番还不止！最重要的是，工人有活干了，收入比在厂里时高多了，人心就稳了！镇上呢，也有了点活钱，能修修路、搞搞排水，改善一下园区环境。我们这叫……李书记总结过的，‘化整为零，分散突围，激活个体’，算是摸着石头过河，闯出的一条生路。”
这时，周宁海和屈安军已经接完电话，走了回来。两人的脸色都比刚才更加深沉，尤其是周宁海，眉宇间锁着一股挥之不去的忧色，但他脚步依旧沉稳。他走到我们身边，目光扫过眼前繁忙的景象，听着陆东坡的介绍。
“产权问题呢？”周宁海忽然开口，打断了陆东坡的汇报，问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场地、设备租赁或承包给个人，产权关系怎么界定？是长期租赁，还是变相转让？集体资产有没有流失的风险？这个核心问题，你们怎么把握的？”
这个问题直指要害，也是这种改革探索模式最容易引发争议和质疑的地方。所有目光都看向我。我上前半步，接过话头，语气坦诚而谨慎：“周书记，您这个问题问到根子上了。关于产权，县里和城关镇党委反复研究过，目前……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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