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触？理由是什么？”我问。
张修田犹豫了一下，确保只有我们两人能听到：“李书记，这里面……有些复杂。您可能知道，现在分管文教卫工作的副县长钟必成同志，还有酒厂的管委会主任钟建同志，他们两位……和已经调走的钟毅书记，关系都比较近。当年酒厂办学校，钟毅书记是支持的，认为这是企业解决职工后顾之忧、稳定队伍的好办法。现在要剥离，涉及到人员编制、资产划转、经费渠道等一系列问题，阻力不小。”
他看了底下几个聊天的干部没人关注这边，我也看了看副县长钟必成。钟必成这个同志颇为高傲，一个人在小花园边上抽着烟，我到了县里之后，只有党政联席会的时候见过两次，从来没到办公室汇报过工作。今天红旗市长来，他作为县政府的分管副县长，也是不冷不热。
张修田继续道：“而且，这个学校现在虽然还叫‘酒厂子弟学校’，但实际上早就面向社会招生了。光靠酒厂那点职工子弟，根本养不活一所完全中学和一所小学。它收取的学费，标准是自己定的，县教育局……不太好直接监管。毕竟，它名义上还是企业内部的办学机构。”
我听着，心里渐渐有数了。企业办学校，在计划经济时代是普遍现象，但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暴露出很多问题。学校成了企业的一个特殊“资产”或“负担”，既可能成为创收的渠道，也可能成为消化关系、安排人员的场所，还可能因为企业经营不善而影响教育投入。最关键的是，脱离了教育行政部门的专业监管，教学质量、收费规范、资金使用都容易出问题。
“我听说，”张修田补充了一句，语气更加谨慎，“县财政每年好像还会以各种名义，给这所学校一定的补贴。具体补多少，用在哪里，学校怎么花的……这块的监管，也比较模糊。”
话说到这里，已经足够明白了。曹河酒厂的学校，就像一个独立的小王国，既享受着企业的输血，又通过面向社会招生获取收入，还有企业的补贴，却游离于正常的教育管理体系之外。
这里面有没有猫腻？恐怕很难说没有。联想到曹河酒厂本身经营困难，这个学校的归属和里面的利益，恐怕也是改革中需要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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