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小友对两名经侦的同事低声嘱咐了一句“看好他”，便跟着郑建走了出去，顺手带上了门，将苗树根绝望的和寒风的呼啸关在了里面。
走廊里灯光昏暗，郑建递给彭小友一支烟，自己也点上一支，吐了口烟雾：“小友，苗树根这王八蛋，以前牛的不行，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常规问法，没用。兄弟们下午已经给他‘松了松筋骨’，现在正是火候。”
“现在去问？”
“不，还得熬。我的意思是啊，你先别急着进去问，晾他半夜。到后半夜，人最困乏，意志也最薄弱的时候，你们再进去。到时候，不用你多问，他自己可能就憋不住，什么都往外倒。”
彭小友默默吸了口烟，点了点头。这套路他懂。以前在刑警大队跟郑建办案子时，没少见。
有时候，生理和心理的双重折磨，加上与世隔绝的恐惧和时间的煎熬，能摧垮一个人的心理防线。那个时候的人，多数想着大不了坐牢，也比在这活受罪强。
郑建这是在传授经验，也是把“攻坚”的功劳，巧妙地过渡给他。
“郑大，我明白。谢谢。”彭小友说。
“跟我还客气啥。”郑建拍了拍他的肩膀，“人交给你了。注意方式，把握节奏。我估计，后半夜差不多了。你们经侦的兄弟也辛苦，一会儿我让食堂弄点夜宵送过来，暖和暖和。”
两人又低声聊了几句，郑建便离开了。彭小友回到旁边的值班室，和两名同事，加上治安大队那个姓刘的老同志，一起吃了看守所食堂送来的简单夜宵——面条加了点臊子。
吃饭时，几个人抽烟、闲聊，说说局里的趣事，骂骂这鬼天气，就是没人提隔壁审讯室里的苗树根。
这是一种心照不宣的“晾”，也是给审讯者自己一个缓冲和观察的时间。
吃完饭，彭小友又故意磨蹭了一会儿，看看材料，和同事核对了一下可能要问的问题。实在无聊，四个人就打起了扑克。
等到晚上十二点多，他才示意可以开始了。
几个人起身，上厕所，洗手洗脸，整理笔录纸和笔，一番准备下来，真正推开审讯室的门时，已经接近凌晨一点。
门一开，苗树根还铐在那里，整个人像从水里捞出来又冻硬了的蜕毛的猴子一样，缩成一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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