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点了点头，对这个结果并不意外。罚款五千一个人，这数额在九十年代初的农村，足以压垮任何一个普通家庭。听说有夫妻俩都被抓的，那就意味着一家要拿出一万块，简直是天文数字。扛不住，是迟早的事。
“你怎么考虑的？”我看着他问。
吕连群目光沉稳，透着一股子猎人般的耐心：“书记，我的想法是，放长线，钓大鱼。一个村支书苗树根，绝对没有这么大的胆子，也没有这么大的能量，能精确卡在侯市长调研的时间点，组织起几百号人去堵门。县里面，必定有领导干部牵扯其中，至少是知情，甚至可能是默许、纵容。这个苗东方，已经到我办公室来了两趟，表面上是了解情况，话里话外都是想让我‘酌情处理’，‘考虑群众实际困难’，把罚款数额降下来。我看，他有点沉不住气了。”
“你的意思是，怀疑苗东方参与其中？”我端起茶杯，慢慢喝着。
“书记，我估计，他肯定脱不了干系。就算不是直接指挥，至少也是点了头。否则，苗树根不敢这么干。”吕连群分析道。
我放下茶杯，靠在椅背上，缓缓说道：“苗东方是一个值得怀疑的对象。但除了他，我估计，还有别人。棉纺厂那边，恐怕也不干净啊。现在关键是谁出这个钱！”
吕连群立刻领会了我的意思：“书记，二十万，无论是谁，个人都不可能轻轻松松拿出这笔钱。这钱只要一流出来，无论是从国企账上走，还是通过其他渠道来的，都必然会留下痕迹。”
他略作思考。继续说出自己的考虑：“我的意见还是，先稳住。等市审计局的审计结果出来。只要审计抓住棉纺厂财务上的硬伤，证据确凿，纪委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介入，直接对相关责任人采取措施。抓了人，突破了，再顺藤摸瓜……。
我点了点头，示意吕连群继续说下去。
“按照您上次的指示，步步为营，有理有据，阻力会小很多。如果现在就贸然让纪委调查棉纺厂，还是那句话，理由不够充分的话，容易打草惊蛇。全县这些国企领导一旦他们察觉风吹草动，抱成团来应付，甚至反扑，县委就会很被动。”
我赞许地点点头。吕连群是能深刻领会领导意图的，怪不得能送走两个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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