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情有可原。”我缓缓说道，“工人要吃饭，要发工资，这是最基本的生存问题啊。生存都成问题的时候，情绪激动，采取一些过激行为，虽然错误，但根源还是要找到，要解决。堵不如疏。周平同志，今天找你，不是要追究你上次的责任。主要是想通过你，更深入地了解一下棉纺厂的实际情况。棉纺厂搞到今天这个地步，债务堆积如山，亏损越来越严重，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
周平听我这么问，脸色变得凝重起来，他搓了搓手，像是在组织语言。“李书记，要说棉纺厂为什么亏损这么严重……这真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清楚的。它是个综合问题，是多年积累下来的。”
“不着急，慢慢说。三句五句说不清，就十句八句。今天时间充裕。”我端起茶杯，示意他继续。
周平开始说道：“首先，从大环境说。大概从八十年代末，八八、八九年往后吧，纺织行业的竞争就明显加剧了。南方沿海地区乡镇企业、私营企业上得快，设备新，机制活，成本低。我们厂是老牌国企，规模大，负担重，就像一艘大船，掉头慢。在体制机制上也不灵活，很多决策要层层审批，跟不上市场变化。所以效益就下滑，九一年、九二年，亏损就越来越明显了。”
“这是外部原因。内部呢？”我追问。
“内部……”周平顿了顿，“设备老化是个大问题。我们的很多纺机、织机，还是六七十年代，甚至更早的。效率低，能耗高，生产出来的坯布，质量不稳定，档次也上不去。市场上同类产品多，我们的没优势，价格卖不上去，就积压。库存越压越多，资金就转不动。然后……为了回笼一点资金，这些积压的产品，很大一部分最后都只能……按残次品或者等外品的价格，亏本处理掉。”
我听着，心里一动。在省委党校学习时，听省里经侦部门的同志讲过一些案例，有些国企负责人，就是通过“将正品当残次品低价处理”，再与外部勾结，套取差价，中饱私囊。棉纺厂是否存在这个问题？
“周平同志，”我放下茶杯，“设备老旧，可能影响产量和效率，但按理说，只要工艺和原材料控制得好，对产品质量的影响，不应该是决定性的吧？怎么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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